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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对同盟者的动摇和叛变，不能及时觉察，没有事先防范，缺乏足够的警惕，在无准备的状况下，从政治上决定“由东江取广州”的战略部署。

在这里，他很明确地提出了如何正确对待同盟者的问题，也就是在联盟中如何进行又联合又斗争的问题。

这是关系到胜败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1927年冬，他就能够有如此高明的、正确的见解，这是很了不起的。

刘伯承善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取鉴”。

在坚持华北敌后抗日战争中，刘伯承任师长和邓小平任政委的一二九师处于敌顽夹击之中，他们在前门有虎、后门有狼的险境中，使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在斗争中不断地取得了胜利，就是很好的证明。

此外，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在1946年9月，他为晋冀鲁豫军区的《人民的军队》报所写的发刊词中，特别强调了“必须进一步地同人民结合，克服某些幻想、松懈、麻木和骄傲的有害思想”，并还要防止我国反动派反民主力量“使用各种手段（不只是单一武装袭击）阴谋破坏和平民主事业。”

上述引文括号中的九个字，是文章已经排出清样时，刘伯承加上去的。

“不只是单一的武装袭击”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他对蒋介石集团的阶级本质有透彻的认识，他善于通过各种方式唤起全军提高警惕，以迎击反动派对我突然袭击。

由于我军有了足够的准备，在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突然大规模围攻我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时，我晋冀鲁豫野战军能立即投入战斗。

他对农民问题给予极大的关注，这体现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的重要原则。

当时“江西农运均属不好”加上“提出没收地主二百亩以上之土地的口号（后来到东江有个农民听着这个口号就说，这是耕者无其田的口号）”这种“畏缩右倾的土地口号”正如周恩来（在1957年）所指出的，起义军主力遭到失败是由于“没有能够坚持发动广大农民实行土地革命的政治路线而采取单纯军事向南挺进的军事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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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暴动始末记》的光辉思想（7）

刘伯承非常看重农民的力量，以此作为敌我力量对比的重要因素来计算。

当时我方“仅二万零五百之兵力，而暴动于环敌十万之中，在通常革命军自然较政府军的兵力小，但是群众趋于革命之结合的多，今革命群众之结合亦属少数。”

这里所说的亦属少数能结合的革命群众就是农民。

“估量东江农民力量满能积极地阻扰敌人，牵制其若干兵力，这是失之过大”，这是“我们的错误”。

革命军必须与农民群众相结合，革命军的胜败取决于能否与广大群众的结合，这是人民战争的思想，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的核心。

他在人民战争的实践和理论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

关于军民结合，后来在他的著述中经常指出军队与人民群众是血肉结合的关系。

1942年12月6日，他写的座右铭就是“勉作布尔塞维克，必须永远与群众站在一起！”在敌后抗战中，他提出“组织对敌全力斗争，以政治进攻为主，以武装斗争为骨干，反对单凭军队打天下。”

他非常善于把正规军、地方游击队和民兵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他反对以正规军吞并游击队，并称之为：这是军队“裸体跳舞”。

他热心于精兵简政，以减轻农民负担（包括支差在内），创造条件开展劳（动）武（装）结合的民兵游击战，实现对敌全力战争。

刘伯承关心农民问题，在这一方面，他的论述有独到的见解，而且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强烈的现实意义。

例如1947年5月，我军将要执行“把战争引向蒋管区”的战略，准备向大别山战略跃进之前，他从冀鲁豫前线回到武安县的陶冶，在晋冀鲁豫边区级干部会议作《关于自卫战争十个月以来形势的报告》，讲到敌我双方兵源时，指出：“翻身农民十多万到前线，带领这样的战士不打胜仗的话，真是惭愧！国民党要抓一百二十万兵，才能得到六十万。

兵是不易找到的。

拿破仑的成功就在‘血汗上税’。

其失败也在于此。

二十年才能长成一个人，要爱惜人力！”《始末记》全篇贯串着一个极为重要的兵学思想：弱能胜强，小能胜大。

这个思想不但是刘伯承兵学的中心课题，而且也是我国人民军队发展的历史规律。

南昌起义虽然对敌人力量的估量有“失之于小”的错误，但是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根本上绝对的无胜利之可能，失败是必然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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