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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部分（第1页）

蛋，他们“败”在鲁迅面前被当作左联的一大胜利。

“民族主义文学”问题

与新月社的自由主义批评家们相比，左联创建仅三个月后，出现于　１９３０

年　６　月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倡导者们，王平陵、黄震遐等，在意识形态

和组织力量方面都要软弱一些。显然，是一伙与国民党有紧密联系的文人，

作为一种反左联的手段而策划的。但是他们的口号带有泰纳①的“民族、环境

和时间”理论的味道，这些口号十分模糊，因为它倡导一种反映“民族精神

和意识”的文学来代替左派的阶级观点。来自台湾的学者承认，这个派别对

左派的批评主要是人身攻击，而且它的成员没有一位在文坛上博得声望或尊

敬。②他们的创作甚至比左派还要少。但是这个派别的主要弱点，在于他们的

亲国民党立场，与文学界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格背道而驰。３０　年代早期，一个

有良心的文人去作政府的传声筒，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民族主义文学”

的提倡者们，自其开始之时起就注定要失败。但是这场小小的论争，恰好诱

发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引人入胜的一场大论战——文学上关于“自由人”

或“第三种人”的争端。

“自由人”以及“第三种人”问题

１９３１　年　９　月，一位年轻的学者胡秋原，发表了一篇抨击“民族主义文学”

的文章。他的中心论点之一，是文学决不应堕落为政治的“留声机”。胡的

论断恰恰触动了左派立场的核心，而且立刻被认作是对左联的攻击。胡与左

联的主要理论家之间，旋即发生了一系列的论争。

①《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　1　卷，第　394　页。

①泰纳（H。A。Taine，1828—1893　年），19　世纪法国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一个有名的思想家、文艺评

论家及历史学家——译者。

②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　513—515　页。又见李牧：《三十年代文艺论》，第　61　页。

胡秋原曾留学日本，在那里学得相当多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而且撰写了

一本大部头的关于普列汉诺夫及其文艺理论的书，于　１９３２　年出版。左联的作

家们大概不了解胡的背景，而将其观点作为新月派自由主义的又一变种来对

待。令他们吃惊的是，胡证明自己是一个自由派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

主义学说的掌握超过他的左联论敌。胡根据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沃隆斯

基①以及其他苏联理论家的著作论证说，尽管文学有阶级基础，但不能让文学

创作服从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或政治论述中找到的同样规律。在胡看来，文

学是通过美学的角度来反映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针对那些左派论敌，

尤其是钱杏■和太阳社其他成员的机械观点，胡秋原强烈地做出了反应；他

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引述了一连串的根据，来显示文学批评的功能是

“客观地”理解文学，而不是对文学创作指手划脚。换句话说，文学有其自

身的价值，它能有益于革命，特别是好的文学（从而胡承认可能有好的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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