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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虽说这种萍水相逢的关系并不可靠，但算作半条路是可以的，关键时刻好过没有。

“但是你此次旅行如果单纯是为了求财我劝你别抱太大希望。”中年汉子给我泼了一瓢凉水。

“为什么？”我有点急了。

也由不得我不急，不是为了钱我离开设计院干什么？说实话，我想着来深圳的直接原因就是为了钱。前面说了，我在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工作，不仅我在设计院工作，我老婆也在设计院工作，夫妻俩一个单位，我在情报所，老婆在自控所。包括复用二底图在内，老婆一年差不多出三百张甲A图纸，相当能战斗了。而我当时已经是“高产作家”。情报室规定每人每年的编写或翻译量为六万字，我实打实要完成几十万字。就这样，夫妻俩合起来还是“二百五”，我每月工资125元，老婆也是，加起来正好250。“二百五”在我们那里是骂人的话，不吉利，但如果是我一个人能拿这个不吉利数，我就不会这么急着“下海”了。

作者自传4

当时我那个小家庭是四个人生活。除了夫妻二人外，还有儿子和保姆。保姆除了吃喝穿用外，每月还要领工资。刚开始是45，后来涨到50，当时对我来说是笔不小的开销。穷则思变，首先想到的是“靠文吃文”，投稿，几乎每月都有一两篇文稿见刊，至今我的家中还保留几十本《钢铁》、《耐火材料》、《工业炉》及安徽、江苏、湖南等省的某某冶金杂志，上面都有我的“大作”。后来觉得投稿不过瘾了，干脆写书，日以继夜地干了3个月，每天7页稿纸，我写老婆抄，用标准的绘图仿宋体抄7页，老婆也不比我轻松多少。拿到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从银行汇过来的2000多元稿费，我们夫妻二人加上儿子和保姆，将钱摊了满满一地，充分享受一把电影“百万英磅”中亨利亚当的喜悦。但这种事不是常有的，要想彻底改变经济状况，惟有“下海”。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你是马命，总是要跑的，不跑反而会把你憋死，迟跑不如早跑。”中年汉子说。

听了这最后一番话，我如坠入云里雾里，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发现几乎所有看相的算命的都这样，一是从来都不把话说死，总是留有余地；二是同一番话能有多种解释。现在想想，看相算命的其实和当前的股评人士差不多，怎么听都有道理，什么结果他都不算错。但那时候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是决心已下，开弓没有回头箭，一直往前走吧，走一步算一步，车到山前必有路。而我现在的“路”就是蒋大哥这半条路。

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蒋大哥打过去一个电话。想着反正已经被拒绝两次了，再多一次也无所谓。我暗示自己相信那个中年汉子的话，关键时刻总会有贵人帮我的，祈祷着奇迹发生，祈祷蒋大哥不要像章一民和郑康平那样不加掩饰地一口拒绝我。

谢天谢地，蒋大哥还真接了我的电话。说：我太忙了，没办法过来接你，你自己坐几路几路中巴，到什么什么地方下车，来永安商场找我。

蒋大哥的态度大大超出我的预期。我简直就是喜不自禁，马上拖上行李，按蒋大哥指定的路线挤上中巴，走了很远很远，颠簸了很长很长时间，才到了位于蛇口太子路的永安商场。

那时候深南大道正在修建，行车特慢，南油大道根本没有，中巴在南头里面七弯八拐，头都转晕了，从罗湖到蛇口足足花了两个半小时。当我找到他的蒋大哥时，已经五点多。蒋大哥当时正在指挥装车，听见我喊他，马上过来打招呼，并且掏出大哥大指示老婆晚上加两个菜，说有客人。那一刻我差点就流出眼泪，像老电影里失散多年的红军终于重新找到了党的感觉。

晚上虽然只能睡地铺，但感觉特温暖，起码比住旅馆温暖。我将从郑康平那里要回来的礼品送给蒋大哥，并且向蒋大哥申请用一下电话，跟老婆报了个平安。

第二天蒋大哥照例要上班，他给我找了辆自行车，说：你自己骑车转转，找工作的事急不得。

我比蒋大哥想象的要顺利，当天上午就找到了工作。

那天我从蒋大哥家出来，骑了自行车没走多远就碰到一家工厂，对看门的说找工作，他说我找错了，是那边的恒基实业招聘工程师。我按他指的方向沿南山脚下从东向西走一百米。对骑车的我来说，也就是上车下车两个动作。

接待我的是个乡村教师模样的干部，胸前戴了个工牌，上面写着“副经理”。我亮出随身带来的一大堆红色证书，对方面露喜色，说：你等一下。转身闪进去了。

副经理领我来见老板时，他正在埋头看我那一大堆证书。说来好笑，那一堆证书中的绝大多数是各种论文的获奖证书，诸如“优秀论文奖”之类，没想到今天发挥了这么大的作用。

那时候还没听说过做假证的事，这一大堆的论文、著作、学历证明、获奖证书着实让香港老板赖春泉先生大开眼界，他确信发现了真正的人才。赖老板只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这么有成就干吗还要到我这里来？我当然不能说是生活所迫，觉得那样说怪丢人的，于是说：在我们那里，谁干得好谁麻烦就多。赖老板好像很同意我的观点，非常认同地点点头，然后用我听不懂的话对那个乡村教师模样的副经理说了一串什么。副经理将桌子上那一大堆证书收在一起，抱在手里把我领进一间看上去像老板办公室的房间，安排我在沙发上坐下，把那些证书还给我，说：你等一下，老板还要找你谈谈。直到这时，我才发现副经理也是会笑的。

我在傻等着，但感觉自己已经被录用了，否则还要找我谈什么，干脆打发走算了。

过了一会儿，赖老板进来了。他是一阵风似地进来的，脸上笑嘻嘻的，整个神态与刚才判若两人。他一边走进来一边笑嘻嘻地与我打招呼，仿佛是对老朋友。他用带有浓重方言的“普通话”喊我：灯辣阿。我知道他这是友好的表示，但我不知该怎样答话，只好欠身点头加傻笑。这时候他已经坐到他的大班台上，用更加标准一点的普通话一边招手一边对我说：来来来，上来坐。我就从沙发上彻底站起来，坐到他对面的围椅上。围椅显然是专门留给接受老板谈话的人坐的，而且只有一张，看来老板喜欢找人单独谈话。单独被领导或上司召见谈话的经历我还是有的，所以并不怯场，只是心里告戒自己：注意，言多必失！但赖老板并没有给我失言的机会，他只是告诉我：人工你不用操心，你把事情做好就行了，人工是我考虑的事。另外，不好意思，你必须与工人一起吃，所以伙食相当差，不知你能不能受得了。没等我回答，他又说：你先吃了再说，等以后你们北方人多了，公司再统一解决。

我没说话，还是在傻笑。说实话，他虽然用了比较标准的普通话，但我还是好多地方听不懂，比如“人工”，再比如为什么说我是“北方人”，但此时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伙食到底差到什么程度。难道比我当年上山下乡在建设兵团连续吃几个月咸萝卜樱子还差？也未必不可能。这里是资本家的工厂。我想起了万恶的旧社会，想起天津三条石资本家残酷压榨工人的情景。我想不管怎么样，先干了再说，就当是了解生活丰富阅历也行。我说没关系，我吃得苦。赖老板笑了，笑得比刚才更灿烂。他笑着抓起了电话，拨了几个号码，又说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放下电话，仍然对我笑，也像我刚才那样傻笑，笑得蛮天真，使我怀疑这就是香港的大老板。

这时候，副经理又进来了，对赖老板不知说了句什么，然后笑着对我说：“丁先生，请吃饭去吧。”边说还边做着请的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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