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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部分（第2页）

当然，她不会想到，历史还真的给她安排了这么一天。

当初，江青郑重其事地说：“彭真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头子，经常在干部中肉麻地吹嘘自己，为篡党、篡国制造舆论。事实上，他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投降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抗战时，他在晋察冀边区执行的是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路线；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东北又变本加厉地继续执行王明路线，执行刘少奇的投降主义路线。他反对毛主席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思想，反对林副主席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彭真在国际活动中，也背着中央散布了许多抹煞阶级矛盾，取消阶级斗争，美化资产阶级，美化现代修正主义的言论。他吹捧叛徒铁托和赫鲁晓夫，吹捧某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干了许多投降主义的勾当。现在查明，这个彭真，早在抗日战争前，就在狱中自首变节，出卖同志。这个叛徒，后来又同刘少奇、邓小平相互勾结，包庇重用一批叛徒，把他们安插在党政军的重要岗位上。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们挖出了我们党内的这个叛徒集团，是一个丰功伟绩。我向你们表示崇高的敬礼！”

讲到这里时，江青还真的站起来，给在场的红卫兵和学生们敬了一个不规则的举手礼。

现在，这个地方轮到商量处置她的时候了。

一九八〇年九月八日下午三点，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和赵紫阳这几个政治局常委，来到大会堂的福建厅，听取和研究彭真提出并经中央书记处批准的审判江青和林彪集团的方案。

当彭真亲自向政治局常委汇报的时候，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人全部列席旁听。

“江青等十名主犯的问题和情况基本上都查清了，起诉书主要解决这十个人的问题。”彭真说，“为了这次审判，两案审判工作小组先后调集了四百多人，做了五个多月的审讯、收集、核实、证据提取和起草起诉意见书的工作。现在，起诉意见书所列举的犯罪事实，同毛主席晚年的错误都划开了。我们竭力避免混在一起。”

华国锋点点头说：“特别是在审江青的时候，一定不要让人感觉到我们是在审毛主席。”

彭真说：“不会的，这两个集团，江青和林彪是头子。康生和张春桥是军师，两派是狼狈为奸的一伙，判刑完全是罪有应得。列入起诉书的罪行，都不牵扯毛主席和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错误。起诉书还把周总理列入了被诬陷的领导人中。不过，现在的起诉书中，有的问题用不用，还得考虑。例如，张春桥说邓小平是‘纳吉’的问题，现在查到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的时候，毛主席同意了。”有的同志主张去掉这一条……

“不能去掉！”邓小平抬起头。将手中的香烟头往烟灰缸里一拧说，“张春桥是当面骂我是‘纳吉’的，为什么去掉？至于毛远新的汇报记录，不足为凭。谁知道他是怎么去汇报的？”

彭真继续说：“起诉书不涉及路线问题、工作过错问题，包括党纪、政纪、军纪的问题。这次审判，只审罪行，路线错误不审。毛主席、周总理和党中央工作上的缺点错误，统统不提。”

华国锋立刻点头道：“这样好，可以少很多的麻烦。现在外国的一些组织和个人已经来电来信，批评我们是在反毛泽东，提出不能杀掉江青的问题。我在接见外国记者的时候，也表示我们不会判任何人死刑。看来这个问题还是有争论的。我们有意识地回避一些问题对我们的工作有好处。”

叶剑英说：“江青的问题和毛主席的问题如何分清，还是要好好地研究。还有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的问题，这次审判也是回避不了的。对毛主席，小平他们正在搞决议。”

彭真继续汇报道：“比如说，整刘少奇的时候，抓了很多人。江青亲自批准抓了十一个人，已死两人。另外，林彪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的讲话，就是专讲政变的那次，诬陷了我和很多人。这次我们也不上起诉书了。还有，江青、叶群、陈伯达，过去下发的材料上，说他们是叛徒、托派，他们掌权后销毁了很多的证据，我们也无法调查，查不清。这次也不上了。”

胡耀邦翻动着手中的那本起诉意见书，说：“凡是弄不清的问题就不要上起诉书。因为这个案子不是管这一个时期，而是要作为历史传下去，要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我正在考虑，是等《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来再审，还是现在审？”

“现在审好，”彭真说。“后审，外国报纸会说我们是审不下去，又要说我们是有分歧。我看还是先审比较好。我们不是根据党的决议来审，是根据法律审的。这对增强法律认识也有好处。”

李先念问道：“林彪和江青究竟是一案还是两案，是一块审还是分开审？我从这个意见书里还看不出来。对这个问题一定要有个明确的分界线。”

彭真说：“我们实际上是按一案来对待的。我看是一案起诉，分庭审理，一案判决。因为，这个案子很难分开。林彪和江青有矛盾，这是人所共知的。他们的矛盾是什么？是作贼上一致，分赃有矛盾。这不能作为他们截然不同的根据。”

“还有个问题，你们考虑一下。”华国锋突然说：“这次审判，是公开还是秘密审？……”

“当然是公开审，”邓小平打断他的话说。“但是外国人不能参加。其中有的事还要涉及到国家的机密。我们不得不考虑到这一点。因为江青这个人不好对付，所以审判她的时候，你们可以搞几个演习。找几人代表江青，你们先审审，看江青会用什么法子来对付我们。有一条是肯定的，她会把许多的事推到毛主席和周总理身上。这是最令人头疼的。因此，我劝你们还是不要侥幸啊！”

胡耀邦说：“你们别看张春桥这时不开口，到了法庭上也许就会开口。他肚子里藏的东西恐怕不会少了。毛主席晚年的时候，经常和他谈话。他在一定的时候也会拿出所谓的尚方宝剑来和你们胡搅蛮缠，必须要有所准备嘛。”

说到这里时，政治局常委们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起来。

彭真对着列席会议的最高人民法院和检察院的负责人说：“你们听见了吧？中央领导同志可是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这可是真枪实弹地干啊！我们的检察官和法官们，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就要重视敌人了。这个举世瞩目的大案可千万不能出丑，出了丑不是个人的，而是国家的丑啊。我们请了这么多的法律方面的专家，有任何问题都是不应该的。”

到这时，邓小平该最后表态了。其实，从一开始，有经验的观察家就预感到了，这次审判江青的最高决策者不是华国锋，而是他邓小平。华国锋当初要逮捕江青等人，一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二是为了成全英明领袖的美梦。作为已是所谓毛泽东的接班人的他，决不会让把到手的肥肉再丢给别人，哪怕是帮助过他的人。当江青口口声声要他出来作证的时候，他就知道江青要说什么了。他不愿意给江青提供这样的机会，传出去对他的声誉并不好啊！

所以，他在审判两案指导委员会起草起诉意见书的时候，再三给有关的人布置，一定要回避一些讲起来十分敏感的问题。看来，他的意见还是得到尊重了，尽管他也预感到，他在中央的地位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这毕竟不是好兆头啊，

“不能再等了，立即准备审判工作。用什么形式呢？”邓小平边问边答，“成立特别法庭，搞一审终审，不给他们什么上诉的机会。江青要狠狠地判，这个家伙杀头也不为之过。对黄永胜可以判轻点，他还是有功的人，和江青他们不同。王洪文虽然低头了，但这个家伙正年轻，放他出去后，还是要闹事的，总之是个危险分子。我现在不讲那么多了，一句话，就是要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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