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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1章 吏治腐败（第1页）

谈及吏治腐败，肃顺更为痛心，直言不讳地说道：

“说实话，鸦片、厘金流毒甚广，要不是时局艰难，奴才也不愿意弛禁鸦片、推广厘金。只不过，现在筹饷要紧，鸦片、厘金危害虽大，却远远不及吏治腐败。

“吏治腐败，又以捐纳、卖官鬻爵最为严重。吏部最好此道，创造了名目众多的捐纳。大学士周祖培先是吏部尚书，之后管部多年，对此难辞其咎。”

捐纳属于公开的卖官，起于康熙年间。当时三藩之乱，清廷需要大量用钱，开此先例。于是在科举、亲贵、荫蔽、军功之外，人们又可通过捐纳获得官职。

之后，清朝遇到赈灾、河工（防洪）、用兵三项大事，每每需要巨款，都会临时打开捐纳之门。事毕，就要立即暂停捐纳。

那时候，捐纳的数额还不多，危害也不大。有时候，竟能因此而搜罗到异才。譬如雍正时期的名臣李卫、乾隆时期的名臣李世杰，都是通过捐纳获得的官职。

根据正史记载，李卫是江苏铜山人，捐纳得了一个员外郎的官职，于康熙五十六年在兵部任职。按照清朝的捐纳制度，乾隆初年的费用最低，捐一个员外郎也得6400两银子。

清朝科举员额扩大，满人无需科举亦能做官，导致官场候补官员过多。官有各种班次，要想早点补缺，另外还要加捐班次，称为“花样”。

不管官员出身是科举正途还是荫蔽、捐纳，都可通过“花样”提高班次。

譬如名臣胡林翼，虽是进士出身，却照样要靠捐纳获得补缺。胡家有钱，胡林翼一出手，就捐了个立即补用的知府。他与别人的是，指名到最艰苦的贵州任职，好历练自己。

康熙、雍正、乾隆皆为雄主，深知捐纳之害，有心禁止捐纳，却无力禁止“花样”。

“花样”最初名目不多，只有知县可捐“先用班”、“即用班”两个“花样”。乾隆年间，加铨选不论单月、双月即用，这是一种无关痛痒的“花样”。

乾隆晚年时颇有悔悟，于乾隆五十八年特降上谕，要求子孙永禁捐纳，以“慎重名器”、“嘉惠士林”。

但情势很快啪啪打脸，嘉庆三年，当乾隆还在做太上皇时，川楚白莲教作乱，流转五省，历时九年，是清朝中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

杨烜的祖父杨遇春在此次战役中表现卓异，由绿营副将而升总兵、提督，得轻车都尉世职，堪称是其仕途的关键。

为了筹措军费，乾隆、嘉庆不得不再开捐纳。乾隆死后，天地会等会党起义频繁，捐纳由临时而变为常规，乃至于“花样”百出，好吸引主顾。

吏部对此尤为热心，上至堂官、司官，下至胥吏、仆役，都可从中收取好处。捐纳的数额也屡破记录，最高可以捐到正四品的道台。

譬如，道光二十七年，大买办吴健彰捐得上海道台一职，明面上的捐纳就有五十万两白银。加上暗里报效的白银，数量恐怕要达到六七十万两白银。

咸丰刚即位时，宣布暂停捐纳，士林一时传为美谈。不久之后，太平军起义，朝廷用钱更巨。咸丰朝的捐纳花样更多，规模更巨。不仅吏部可开捐纳，前线的湘军、绿营亦从吏部领取空白部照，公开售卖部照以筹措军饷。

至于花样，名目更多，可谓百出。咸丰元年始设“新班”，不久便有“新班尽先”，又不久有“新班尽先前”。

革命军夺取江南后，清廷对军费需求更急，捐纳又创造了新的花样，新班既已用滥，索性来个“不论班”，可以不分前后，随时插队，尽先补缺。

“不论班”多了，官员还得候补，于是又有了“尽遇缺选补班”，可以插在“不论班”的前面。

此外，还有“银捐”（白银十足缴纳）、“票捐”（用军队盛行的饷票，要打折扣）等名目，实在是不胜枚举。

如果说捐纳是公开的卖官，还有暗中的卖官鬻爵。朝中的大佬位高权重，有保举人才的特权，常有卖官鬻爵之举。通常的做法是，大佬管家与典当行、古玩、书店有所联系，以典当行、古玩店、书店掌柜为掮客。

有人若来求官，先找掌柜寻摸价格。掌柜也会暗中揣测，看来人嘴巴是否严密，财力是否充沛，立场是否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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