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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部分（第2页）

朱即师傅大惊失色，立刻想起了玄奘在那烂陀寺与外道的殊死辩论。他决心誓死捍卫菩萨的阵地不致沦陷。两位老者的声音就此在石洞中交响，忽高忽低，彼此纠结、对峙、叠加，时不时燃起怒色的火苗，似有燎原之势。这场硝烟味甚浓的清谈整整持续了半个月，代文把军事理论中的核心内容拿来对付宗教的重重玄机，他步步设防又避实击虚，最后采用迂回包抄的策略把对手逼进了一个没有出路的死胡同。老斋公血压升高，口舌生疮，嘴唇也已干裂渗血。他不得不痛苦地承认：“佛家的涅槃，道家的尸解和革命家的牺牲都是殊途同归。”

至此，代文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黄洞仙争取到了一席之地，他可以心安理得地住下去了。

除了每个月去关王庙领取工资汇款代文再也不愿下山，一年后，就连这唯一外出走走的机会他也拒绝了。因为每次跋涉三十多里路去到关王庙的途中，他感觉那马路跟老虎山一样也在不断地长长，以致他的脚步越来越沉重。他心中忿然不平，仿佛自己为了那点富不起又饿不死的金钱仍在继续长征。一连三个月，代文拒不下山，朱即师傅劝不动他，眼看菩萨跟前的灯火即将熄灭，便去公社找禾机汇报了情况。很快，邮政所的人员恭恭敬敬把汇款单换成现金连同报刊杂志一块儿送到了黄洞仙。

代文接过报纸，在领款收据上草草地签了个名，他没表示感谢也不点钞，就像从前吩咐部下那样跟来人说：“把钱丢进功德箱吧。”

代文乐意就这样潜伏在人类社会最底层的这个已被世人忽视的角落，像一只野兔窝居在草丛中简单而淡泊地活着。这种平静的心情只是在那天下午见到母亲和村里一些上了年纪的妇女有说有笑前来焚香添油时才有些起伏。她们用失而复得的语言迫不及待地向菩萨诉说自己的心愿。李秀唯一祈求的就是台湾的那个儿子能带着妹妹早日回家。代文接过母亲给自己制作的布鞋，转身从功德箱里拣了两张十元钞递给母亲。李秀吓了一跳，慌忙躲开，大喊：“该死！菩萨的香火钱你也敢偷啊！”李秀就纳闷了：这么仗义疏财的一个人怎么到了菩萨跟前反倒学坏了呢？

代文正经地告诉母亲：“我已经与菩萨搭伙过日子了，这香火钱我也有份。”

但李秀避得远远的，说什么也不肯要，好像那钱会烫手似的。代文只得把钱丢回功德箱，回头又说：“妈你就别操空心了，菩萨已经告诉我，他在台湾好好的呢，此刻如果不在阿里山狩猎那就在日月潭开怀畅游呢！恐怕记不起你的模样了。”

李秀没答理他，这些年的经验使她不再相信人话，她只信菩萨。当代文问她吴芙怎么没来上香时，她转告了吴芙对他的埋怨：“她想来拜菩萨可又不想见到某人，她说某人是个无能的胆小鬼，是因为害怕染上跟我们一样的毛病，害怕尝到有话说不出口的滋味才逃走的。”

代文微笑着不再搭腔，把母亲一行人送到山脚下时，李秀想起来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儿子：“抬打已经平｜反昭雪啦，不过他表面上还是叛徒。”

代文一惊，问：“怎么啦？”

李秀和同行的妇女都笑了，她边走边回过头说：“因为他脸上还挂着‘叛徒’的招牌啊。”

的确，抬打此刻正在为如何清除叛徒的痕迹而苦恼。他恨自己脸皮太不厚，刮下来丢掉就没了脸面，不刮掉更没脸见人。他得到平｜反的消息时，村民的失语症刚刚被治愈。仿佛就是为了自己能有一副好喉嗓来欢呼似的，突然来了一群穿白大褂的陌生人，他们自称是防疫站的医务人员，虽然没带任何证件，但大家都静静地笑脸相迎。多年的沉默生活练就了兴安人深沉豁达的风度。他们养成了善于倾听、勤于思考的习惯。他们的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更丰富，为人处世更实诚。女人们彻底闭嘴后变得神秘又可爱，男人们也一反常态用实际行动取代了花言巧语，婚姻质量因此大幅提高，直逼和谐美满。当其它村子的社员们在禾机的引领下一个个喊得声嘶力竭直至声带出血时，兴安人却因省却了无数废话和无谓的激动而显得精神饱满，气定神闲。他们已然习惯并享受这种无言的安逸。若不是为了进食，他们甚至乐意永远地闭嘴封口。

医疗队进村后，经过详细地普查后发现，不仅是学龄前的幼童安然无恙，大人身上也没有任何感冒发烧或其它病症。若撇开语言障碍，他们算得上十分健康，难怪面对医疗队的介入，他们没有表现出病人应有的寻医问药的积极性。无奈，医务人员分发驱虫的宝塔糖鼓励胆怯的幼童说话，以了解更多些大人们的相关病情。这些孩子们已经四五岁了，仍未曾学会兴安方言，也不会日常对话，但脱口而出的却是整段整段的普通话版的标语口号和毛主席语录。全都字正腔圆，铿锵有力，与收音机和广播里的内容完全一致，简直就是童音重播。震惊之余，医生们为了难，他们暗自嘀咕：“这些话语的确句句是真理，一句能顶一万句。可它们更适合挂在嘴上或刷在墙上，用来疹病或救人可不行啊。”

既然从孩子嘴里问不出什么名堂来，医生们便以望、闻、切的传统方法给村民逐一体检，最终得出会诊结论：群体性失语癔症。

他们长吁了口气，因为这种精神障碍类疾病具有患病难、治疗易的特点。无需服药，仅用信心或榜样的力量就足以迅速治愈。他们用催眠的方法让德高望重的谭世林首先开口说话，然后安排他到晒谷坪里现身说法，以兴安人倍感亲切的土语高声宣示了畅所欲言的*。这无疑是世上最能感染人的声音，沧桑有力，饱含激情又不失沉稳。于是，人们不得不纷纷走出家门，正视这惊人的现实，就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他们开始嘘寒问暖，互致关怀。兴安村又恢复了往日的喧闹。谭牛牯和那位说谭斌是杂种并与李子梅大打出手的胖女人因病入膏肓属重症患者被医疗队带走了，据说要保送到安仁县城的人民医院去治疗。两人临走时只挥挥手与亲人告别，未作别的任何表示。

转过年，直等到人们有空坐下来回忆往事时，才警觉到那两位顽固的沉默者已经有去无归并成为了不可更改的历史。他们的家人试图向禾机打探亲人的下落，但禾机比旁人更迷惑，他断言那些冒牌的医生如果不是人贩子就肯定是嗜血的巫觋。不过，当平｜反后的抬打前来找禾机商量面子的问题时，他就没这么容易打发了。

抬打没要求政府赔偿或者其它补偿性的待遇，只是希望把脸上的“叛徒”招牌摘掉。禾机刚从恶梦中解放出来的轻松心情又被眼前的难题搅乱了。实在没办法，他再次把当初给抬打文字的那两位受过处分的年轻干部找来，勒令他俩不惜一切手段回收自己的杰作，以抚平受屈者的伤痕。于是乎，又一个富有创意的方案出台了，但显然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既然右脸的“叛徒”不能铲除，那就只有在左脸文上“不是”二字相添。抬打权衡良久，也感觉似乎别无选择。与其继续蒙冤，不如忍痛换个“不是叛徒”的招牌以昭示自己的清白。

第二天恰逢赶集日，抬打一改平素的生活习性，大大方方到关王庙集市上抛头露面，听到见面的人都说自己“不是叛徒”时，他觉得终于挽回了面子，一时半会几乎忘了过去的悲哀和伤痛。

三月初八日，抬打把爷爷新采的虎坦茶送到黄洞仙。他身穿泛白的旧军装，左下摆还打了个补丁，脚上趿一双缺了后帮的烂解放鞋，那张文着“不是”“叛徒”的脸上洋溢着喜滋滋的笑容。代文强忍着内心的悲愤，没等他汇报完村里的情况就从功德箱里拿了二十元钱打发他下山，还把自己的一沓布票给了他，嘱咐他买双新鞋，做套新衣。

“要穿得像干部一样干净体面。”说完这话，代文立刻想到这干部可不是指谭代辉那样可怜的干部啊。

代文上次进省城去见了谭代辉，那位与自己生死与共的堂弟早已不见了往日的神采。他脸颊凹陷，形容憔悴，胡子也很久没心情刮了。一件破旧的军大衣随时都想从他那瘦骨耸耸的肩架上滑落。

“你这官也做得太寒碜了。”代文感到心寒，但仍想把气氛弄得轻松些，他笑笑说：“我记得小时候听耒阳牯说过，当大官的都得是天庭饱满肥头大耳呢。你可名不副实啊！”

谭代辉转业后回省城做了一名高级干部，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军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瑟瑟发抖。幸亏没人了解他胸无大志的内心世界。打懂事起，他就没什么像样的理想，因为身材不高，他受够了低人一等的窝囊气。村里一个越长越高的姑娘在他幼小的灵魂深处埋下了一颗自卑的种子，从那时起，他秘不示人的少年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够成为那个“人高奶大”的姑娘的丈夫，然后生八个儿子三个女儿，种十五亩地。但身不由己，此后的一生，就像一个又一个意外串成的命链。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意外。他没什么大作为，仅仅靠资历和年岁的增加而辛苦积攒了一点点原本足以让他安度晚年的名望和地位，被闯进他住宅的一伙红卫兵哐当一声全给砸了。于是，他搬到了办公室住，但红卫兵们像嗅觉灵敏的猎犬跟踪而至，很快包围了他的办公楼。窗外略带童音的口号喊得阵天价响，令他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他做梦也料不到当年过松潘大草地时挂在自己旗杆上的那个婴儿如今已长大成了围攻自己的红卫兵头头。

谭永秀把别在胸前的硬币大小的毛主席像章当车票，穿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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