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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 布衣天子 第28章 汉文帝刘恒 帝王的忧虑30（第4页）

在汉代，选拔人才既注重品德修养，也注重文化质素。

“贤良“的含义就是德行兼备。

自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文学“的涵盖范围实际指“经学“。

这样看来，察举中常见特科“贤良文学“一科，所立的选才标准是:品德与文才兼备，又有良好的经学底蕴。

汉昭帝始元五年正式下诏举“贤良文学“:“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

“宣帝即位之初，曾发生地震，诏郡国举文学高第各一人。

不见于诏书的，在武帝时就有“贤良文学“之举，晁错属此科。

可见，贤良与文学有时连称，成为一科，有时分开，各独立成科。不论怎样，此科是以文学为主，主要荐举对象是儒生。

在汉代察举制中，文学一科很受重视，西汉时每次察举“文学“的规模可达一、二百人。

中国古代有敢于指出皇帝的不足之处，提出治国建议与方略的大臣，被称为“诤臣“。

于是有了“直言极谏“这个词，意思是“正直的言论谏诤“。

汉代名臣晁错写有一篇《举贤良对策》，是对“直言极谏“的最好解释。

所以，从汉代察举制度正式建立之初，汉文帝二年就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

此后，举“直言极谏“一直延续下去。但它不是独立的一科，而是与“贤良方正“相连，说明对直言极谏者来讲，应当具有公正无私的品德。

无私才能无畏，才敢于“犯上“，甚至把自己的性命都置之度外，因此古代就有了“文（指文臣）死谏“的说法，是文臣（特别是谏官）忠君的最高境界。

西汉官吏王吉，先举“孝廉“，再举“贤良“，任昌邑王中尉。

昌邑王荒淫，他因时常劝谏昌邑王而遭到处罚。

宣帝时召为博士、谏大夫，常上疏议论时政得失，但没有受到皇帝重视，只好托病还乡。

元帝时召他为谏大夫，担任掌管议论的官员。

《汉书》上说:“惠帝四年春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

意思是:汉惠帝四年的正月，下诏选拔有孝悌（悌同弟）的德行和能努力耕作的人为官。

这时察举制度还没有正式建立。

惠帝死后，少帝立，由吕后临朝称制，特设“孝弟力田“官一人，秩二千石，地位很高。

文帝时，“孝弟力田“与“三老“同为郡县中掌管教化的乡官。以后“孝弟力田“成为察举的特科之一。

为什么要举“孝弟力田“呢?“孝弟“与“力田“，有时分开作两科，因为这是两种德行。

“孝悌“是孔子提出的，“孝“是对父母尽孝，“悌“是对兄长尊敬。古时候中国人很尊崇孝道，因为它能使社会秩序和谐安定。

至于“力田“，因为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以农为本，农业“为生之本也“，希望大家勤于耕作，达到“家给人足“，国家富裕。

在唐代，“孝弟力田“仍然是科举选士（举人）的科目之一，可见其仍受重视。

汉代察举中的“明经“科，是最重要的特科之一。

“明经“就是通晓经学。秦朝就有此科，到汉代地位开始突出。

所谓“经“，原指先秦经典，自从汉武帝尊崇儒学，“经“就专指儒家经典了。

其实，察举各科都有经学内容，被举者也要熟习经学;把“明经“特立为一科，说明经学在汉代政治上地位之重要。汉代的读书人无不自幼苦读经书，目的都是为了应举、入仕。

汉代许多名臣，如孔安国、贡禹等都是明经科出身，韦贤、韦玄成父子皆以明经科入仕，先后位居宰相。

重经之风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的科举考试，唐代的“明经“科试帖经，以通经比例决定等第。

可见经学在汉代察举制中地位之重要。

汉代治国是儒、法并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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