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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2页）

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万历皇帝在深宫里接到了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的奏折，奏折中大肆批评他纵情于酒、色、财、气，并献“四箴”，希望他能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检讨并加以改正。一个小小的左评事居然对皇帝私生活大加干涉，万历大发雷霆，叫来当时的首辅大学士申时行，发誓一定要严惩此人。

申时行却摇头道：“如果陛下定要处置雒于仁，就必须将他的上疏公布于众，这无疑是承认雒于仁的批评是确有其事，臣民们会信以为真的。”

万历仍旧气愤不过，他指着雒于仁的上疏为自己辩解道：“他说朕好酒，请问谁人不饮酒？还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这是怎么说？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委的勤劳。他说朕爱财，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我爱与不爱又有什么区别？他说我经常生气打人，请问，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

在申时行面前辩解了一通后，他又安静下来，虽然不能严厉惩治雒于仁，但就这样放过这个干涉自己私生活的人，于心不甘。虽然，自己深处深宫，不理朝政，可自己还是皇帝。皇帝的权威，包括私生活是神圣不可干涉的。就这样，雒于仁还是被革职为民。

雒于仁的上疏虽然直指万历私生活的弊端，但归根结底，无论是当时在场的申时行还是万历，大概都明白，雒于仁其实是想告诉万历皇帝，您老怠政已好多年了。

万历怠政之表现主要有不上朝、不按照规定接见大学士、不面见大臣商讨国事、不亲行时享太庙、不搞经筵日讲、不及时处理大臣的奏疏等。这就是后来被历史学家们称为断头政治的具体特点，万历是他祖宗嘉靖、隆庆的不理朝政的集大成者，是这位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神宗把断头政治推到巅峰，直接导致大明的跌落谷底。

但万历与他两个祖宗实在不能相提并论，嘉靖怠政，是因为他要炼丹；隆庆怠政，是因为他想无为而治。可万历的怠政让我们实在想不出什么理由来，如果一定要找个理由，那只能是：他就是不理朝政。

在雒于仁上疏的三年前，也就是万历十四年（1586年）九月十六日，万历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怠政，他连续至少有十天不上朝，这月的二十八日，他告诉内阁，前几天上朝，大概是起得太早的缘故，头晕眼黑，力乏不兴，我得静养一段时间。至于孟冬时享太庙，就由别人代替我去吧。

礼部主事卢洪春知道此事后，上疏万历，先是安慰了皇帝要好好养病，说得很诚恳，但最后，他却来了一句，如果您真有病的话。

跟三年后听到雒于仁说他沾染了酒色财气时一样，万历大怒：我受祖宗所托，主持帝国事宜，一旦因为病而归天，如何对得起祖宗。然后，提到正题，姓卢的你肆言沽名，诬上惑众，廷杖六十，革职为民，永不叙用。

这是他第一次以身体为由不上朝，这次怠政一直延续到这一年的十一月三日，三日这天，他到了京郊祈天保佑大明万世永存。

也许，被廷杖的卢洪春的确是冤枉了万历，他在那一段时间很可能是真的身体不好，起床太早，就会头晕眼花。但是，让我们想不明白的是，一个人被冤枉了一次，难道就有理由去执行冤枉的内容吗？

也就是从卢洪春被廷杖以后，万历就真的开始怠政了。首要表现就是不怎么上朝了，元旦的朝贺也取消了，到了万历十七年（1589年），专门接见大学士的礼仪也被他忽略了。

万历十七年（1589年）三月，距雒于仁的上疏还有九个月的时候，大学士申时行建议，将升授官于视朝时面见皇帝谢恩的制度，改为“如免朝三次”，即可不必等候，仅“具疏奏知”了事。对万历来讲，这真是一件从天上掉下来的好事，他可以减轻了不上朝所面临的压力。也就是从这以后，万历怠政开始了。特别是雒于仁干预他私生活以后，也就是万历十七年以后，这种怠政情况更加严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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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一个精神上的吸毒犯（2）

接下来的事情，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精神上的吸毒犯在幕后的表演。

万历十七年（1589年）春，亲行享太庙。这是他最后一次亲行享太庙。

万历十八年（1590年）正月初一，他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元旦朝贺取消。

万历二十年（1592年）七月，对着满桌子的关于平叛鞑靼人希望皇帝能御朝商议对策的奏疏，万历只回了两个字：不报。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四月，因抗倭援朝之役事关重大，内阁大学士提出要面见万历，万历给出的回答是：我最近头晕，一直在吃药，不能见外人。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针对万历皇帝不处理大臣奏疏的事情，有大臣仰天长叹：“一事之请，难于拔山，一疏之行，旷然经岁。”而万历皇帝龟缩在深宫里，对着御前堆积如山的奏疏，面色平静。

当万历连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时，就导致了一种很严重的后果——官员缺席。因为按照明朝朱元璋制订的制度，明朝的皇帝是政府的唯一决策者。一旦他不愿处置但又不轻易授权于太监或大臣时，整个文官政府的运转就可能陷于停顿。一旦停顿下来，士大夫不肯吃闲饭的骨气就会让他们觉得所事非明君或者是觉得拿着朝廷的俸禄而没有做任何事很不好意思。另外，官员们的升转也有年限，这个年限一过，他们忽然发现自己还没有被升，自己还在这个任上，就会产生一种寂寞与无聊的心态。他们做出的选择大都是一个字：走。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年初，有识之大臣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此后，这种现象由于万历的怠政而变得更加严重起来。按正常的编制，南、北二京六部应当有尚书十二名，侍郎二十四名。可到了万历三十年（1602年）时，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大致一算，总共缺了近三分之一。到了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十一月，南北两京缺尚书、侍郎十四名。更为可笑的是，由于严重缺员，有时上级必须要一个县的知县再兼任邻县的知县，但俸禄却不增加。幸好，当时因为万历深居宫中，朝廷之事不是很多。不然，这些兼职的知县肯定会到京城去哭累。

而到了万历末年，怠荒日甚，官员缺席多不补。《明史？方从哲传》中谈到，旧制：给事中五十余员，御史百余员。至是六科止四人，而五科印无所属，十三道祇五人，一人领数职，在外巡案，率不得代，六部堂官仅四五人，都御史数年空署，督抚监司亦屡缺不补。文武大选，急选官及四方教职积数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画凭，久滞都下，时攀执政舆哀诉。诏狱诸囚，以理、刑无人，不决，遣家属聚号长安门。职业尽弛，上下解体，内阁亦只方从哲一人，从哲请增阁员，帝以一人足办，不增置，从哲坚卧四十余日，阁中虚无人，帝慰留再三，又起视事。帝恶言者扰聒，以海宇升平，官不必备，有意损之，及辽左军兴，又不欲矫前失，行之如旧。

万历龟缩在深宫里，不走的官员们就开始拉帮结派，万历一朝的党争几乎惊天地泣鬼神。从党派林立到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你还没有唱完我就登场。整个万历一朝就成了吵架斗嘴的场所。这样的恶果，我们只能归罪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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