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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3部分（第2页）

协定规定用“作战物资”作为援助，而不是用现金，按照通例，这些作战物资不一定要归还给加拿大，但船只和救济用的物资除外。　加拿大并没有要求“逆”互助。　经与联合王国商定：联合王国收到的加拿大元——包括加拿大为了维持其海外部队所支付的费用、联合王国对加拿大的出口商品等，就其超出联合王国在加拿大的使团、办事处和其他日常需要的直接开支的总数的部分而论，将……由互助委员会用以支付提供给联合王国的作战物资的费用，从而把需要由互助基金来支付的物资供应保持在最少的限度。

这样，联合王国除了获得这笔十亿加拿大元的赠款和按照互助协定提供的价值二十一亿一千二百万加拿大元的作战物资外，从1943年4月1日到1946年3月31日，为军火、粮食和原料，包括其他英镑区的赤字（即三亿六千万加拿大元），支付了大约四十亿加拿大元的现金。

就整数而言，战争时期，英镑区对加拿大的赤字，超过七十三亿加拿大元（约十六亿四千万英镑），由下列几项予以弥补：　项目加拿大元（百万）

赠款和互助3；100

加拿大海外部队的费用2；200

出售证券和工厂1；000

出售黄金（400）和贷款（700）1；100

所以，经过几个月的磋商后，同美国的租借债务的结算才取得一个“非牟取暴利的”结论，而同加拿大的互助协定则从一开始就是“非牟取暴利的”，因为并没有设想任何“补偿”，而根据互助协定提供的物资，一般说来，也不要求归还给加拿大。

1946年3月6日缔结的协定仅仅规定联合王国付给加拿大一亿五千万加拿大元来结清两国政府间的所有战时债务。欠加拿大的那笔用于英联邦飞行计划的四亿二千五百万加拿大元的债务勾销了。两国政府商定在1951年1月1日前讨论关于七亿加拿大元贷款的利息问题以及任何当时未曾付清的贷款差额的偿还问题。

最后，作者向战时的财政部长伊尔斯利先生、财政部次长克拉克先生和加拿大银行行长格雷厄姆·托尔斯先生致谢，感谢他们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始终表现的友好态度与同情谅解的精神。

戴维·韦利爵士

第六卷　战时中东

本书为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东的作品，它与行将问世的《国际事务概览》丛书战时编其他某些著作有所不同，论述的是一个特定地区的政治、经济事件和概貌。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的一体性发轫于伊斯兰教的传播，在大约从1800年起到1945年的期间，由于该地区同欧洲各帝国主义的特殊关系而有所加强，迨飞机和视沙漠为通途的摩托车辆问世，于是横亘于“近”东与“中”东之间的叙利亚沙漠不再成为障碍，原有的划分也就消除，上述地缘政治的一体性乃益臻巩固。

本书探究的首要目的，正是这种特殊的关系；凡有提到历次战役之处，都只是为了提供政治事件的来龙去脉所需。从战后直至1950年5月25日英法发表关于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和平与稳定的声明，乃至接踵而在次月爆发朝鲜战争为止的这段时间中，中东的权力交替更迭，作者拟另撰续编，加以探讨。

本书若干专门章节，承蒙各位特约作者惠赐鸿文，谨此申谢；有关权威人士，对于书中研究的事件，掌握着第一手的极为可靠的知识，笔者有幸得聆教益，并此谨致谢忱，碍于事关机密，未能一一道明。全书取舍编排以及有所议论之处，均由笔者负责。

乔治·柯克　1952年6月　本书主要引文均已获得许可，参考的著述于第一次提到时一律在注脚中详细注明书名、作者和出版者等。

0导言

中东在当前这个时代，早已不复是旧世界最文明、人口最多的地区了，然而它却在另一方面重新赢得了它古时的中心地位。1896年苏伊士运河通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环球航空线路开辟，从那时以来，在基督纪元的第二十世纪里，中东就成了世界上两个主要的人口和权力集中地区之间交往捷径的必由之路。这两个地区，一是印度、东南亚和远东；一是北大西洋两岸的北美和欧洲。它们是人类生活和行动在地理上的两极。主宰中东，就是握有使两极直接交往的孔道保持畅通无阻、予以封闭或迫使重新开放的权力；在一场除了原来的欧洲交战国之外、俄国、日本和美国终不免卷入的世界大战中，这样的权力乃是一笔头等重要的资产。

1940年夏，法国沦陷，意大利参战，中东战场的重要性陡增，并且从此以后始终是一个全局安危所系的战场，直至轴心国部队全部被驱出北非，而使战争从突尼斯经由西西里推回到欧洲大陆上。英国部队从敦刻尔克海滩撤退以后，意大利在利比亚的属地就成了轴心国唯一可以在陆上进攻英国的陆军、基地、盟国、委任统治地和属地的唯一出击场所（从意大利经海路前往为它占有的海外领土，纵使要同地中海的英国海上力量正面交锋，但比起进犯全民同仇敌忾、誓死保家卫国的不列颠岛来，毕竟还不是那么困难）。1940年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自然可以和1798年的拿破仑有同样的梦想，要把埃及当作一块跳板，借以从大陆欧洲由陆路进犯印度；1941年12月，日本参战，反共产国际公约的欧亚两洲签字国大有希望会师印度洋，以便征服象一大串花彩似地挂在印度洋沿岸的英联邦领土。

这些希望落空了，这在不小的程度上是由于一个人的精神力量，此人就是温斯顿·丘吉尔。1940年9月5日，他宣布决定从英国给中东的英国陆军派遣强大的增援力量，这可以说是一项英勇的决策，堪与公元前211年罗马元老院在汉尼拔的大军兵临罗马城下之际，派遣罗马援军去西班牙的决策伦比；堪与公元622年罗马皇帝赫拉克利当波斯军队已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岸边扎营之后，亲率远征军从君士坦丁堡解缆启航，直捣波斯心脏的决策媲美。这决不是他偶一有之的英姿风发；尽管他的大胆决策立奏奇效，英军屡战屡捷，但是在这以后，事实表明，从利比亚扩展到希腊，后来还伸展到乌克兰的一场大搏斗中，险象丛生，危境迭现，而丘吉尔的大胆、热情和关怀，自始至终支持和激励了中东战场上的英军将士。

轴心国军队在利比亚境内的阿拉曼和在伏尔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几乎同时转入不利，处于逆境。在此以前，来自中欧的入侵者，大有从埃及和高加索分头出击，会师伊拉克和印度之势，这光景同公元前207年第二次罗马…布匿战争的危急关头相仿佛，当年的汉尼拔和哈士德路巴两兄弟就是一心要从阿普利亚和阿尔卑斯山两路出师，合击罗马。轴心国从此一蹶不振，使中东得以从反共产国际强权国家和它们的对手之间兵戎相见的阴影下脱身。乃不旋踵间，联合国中的英语国家和俄国之间新的“冷战”阴影却又笼罩了中东。第二次世界大战干戈未息之时，反轴心联盟的西方盟国和东方盟国即能利用中东，借以在德国的东翼携手合围，那末，在一代人的有生之年内，第二次把德国征服世界的威胁禳除之后，它们在环球战线中的这个地段的关系必然立趋紧张。战时的同盟国家早就发现，把波斯湾西北端同外高加索和里海连接起来的横贯伊朗的铁路线是一条输送美英两国物资去俄国的方便的陆路捷径，继而又发现波斯首都德黑兰乃是适处中途的驿栈，便于两个英语强国和苏联的政治领袖会晤；而转眼间，出于同样的地理上的原因，它们又不期而然地在这里狭路相逢，短兵相接，进行“冷战”了。

在中东，两个阵营中的每一方都被对方掐着脖子，这样说并不是过甚其词。

从俄国方面来说，只要它的南邻土耳其和伊朗出于它现在视为冤家对头的卵翼之下，它就处境危殆；因为，从俄国的观点来看，伊斯坦布尔、卡尔斯、还有大不里士，这些地方都如同出鞘利刃，锋尖全都触及俄国的“软下腹”。乌克兰的麦田，顿涅茨盆地的矿砂和工业，还有高加索的油田，目前都是俄国生命力的源泉——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它都有过惨痛的教训，这些地区都曾遭受来自西面的德军进犯、占领和蹂躏。来自南面的英美海空打击，同样可以是致命的，依靠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西部不那么显露而危险较少的生产中心的供应，即使可行，至少也是费时多而耗费大。同时，苏联的关键地区势必继续分布在南部边境地带，换一句话说，就是继续处于危殆境地。

然而，英国在伊拉克东北部和伊朗西南部的石油来源，同样无法防止俄国打击的危险；美国也已把自己的命运系于阿拉伯东北部一处处偌大的企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时，美国的石油工业就已委身于此了。英美的飞机固然能够从伊拉克的基地或者更远的地方轰炸巴库，但是俄国的坦克也未尝不可长驱直入，沿着喜克索斯人战车的旧辙，或循西徐亚和蒙古骑兵的故道，从卡腊巴赫高地而下，直逼埃及的长河，截断西方海洋强国从大西洋区域通往印度、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的捷径。

确实，有那么些关系重大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拥集在中东，为数之多，令人不安，而这一地区用航空时代的新的“全球”标准衡量起来，其幅员又是比较小的。最令人棘手的，也许是位于中东的富饶的石油蕴藏；这些石油蕴藏，形成一长条或多或少连接的地带，从格罗兹尼和巴库，经由基尔库克、胡齐斯坦和科威特，延伸到哈萨，它俨然以至尊自居，全不把人世间的公侯封疆和强权国家（直到昨天为止，这些强国都还是有眼不识石油，只有彼得大帝是个出众的例外）的政治界线看在眼里。这些界线，本来就是几个遥远的外交部在中东地图的纸面上漫不经心地一挥而就的，那幅地图对于中东的那些“动力源泉”的所在竟未透露点滴信息，而把人引入歧途。

从地球上最边远之处往中东挤来了巨大压力，这是中东各国人民的一个祸根，倘在他们的土地上发生一次国际爆炸，首当其冲而要遭殃的将是他们；但是这个千钧一发的危机此刻还不是中东人头脑里最感沉重的负担，这是因为他们大都蔽聪塞听，见不及此。中东居民的绝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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