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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墨：人生中充满亮点

曾子墨：人生中充满亮点

作者：天明

曾子墨，祖籍地湖北武汉，1973年10月22日出生于北京，1991年保送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国际金融，1992年赴美留学，1996年以最高荣誉毕业于美国达特茅斯大学（长春藤盟校），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加入国际著名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工作，先后在纽约总部及香港分公司参与完成超过700亿美元的企业收购及公司上市项目，其中包括新浪上市。2000年，毫无新闻采访经验的她，加入凤凰卫视资讯台担任财经节目主播，发挥其事业判断透析全球经济形势及第一手金融行情。她专业的财经知识及高度良知责任惑，令她赢得「2002中国电视节目榜」之「最佳财经类节目主持人」。她是一个对新闻工作有热情、有干劲，对财经世界有触角、有判断的女孩子。

我叫曾子墨，曾子的曾，孔子的子，墨子的墨；她就是这样跟人介绍自己的，单从介绍中，我们就能亲切地感觉到这个与文化十分有缘的中国女孩。

十八岁的选择

在人大附中度过的六年，对我说，就是一个最简单、最纯净、最开心的日子。

不管怎么说，其实大部分的时间还是要用在学习上，当时在学校里，流行着一句话：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学生的命根。在学校里，凡是期中、期末和各种名目繁多的统考联考，班里和年级都会排名次，名次，就是检验学生优秀与否的唯一标准，这就决定了，每一位学生都要循规蹈矩的学习。

高二时分文理班，我选择了文科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也无所谓“子承父业”，就是觉得文科班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些，不用再做那些没完没了的习题，只要多看几遍书本就可以了，其实这是错误的。在文科班，同学们大都多才多艺，琴棋书画，人才济济。很奇怪的是，每一次统考我都排第一，长此以往，老师和同学们开始习惯于默认我就是第一，我自己也开始有了一种必须考第一的使命感。如果哪一次考的不够理想，便会趴在床上哭个没完，担心自己的第一名让别人给抢去，爸妈就会劝我，要对自己有信心。其实我爸说的没错，觉得自己没考好，然后哭哭啼啼，结果大都是虚惊一场。事实证明，就是这样的，每次走出考场，如果我说“还行”，那就是非常好；如果我说“不好”，那就是比较好；如果我觉得“很差”，其实结果还是不错的。就因为这种感觉，让我浪费了不少感情和眼泪。

中学时光就这样过去了，转眼间到了考大学的时候了。我有幸被“保送”将我从“黑色七月”中搭救出来，并且还有可以选择学校和专业的特权。老师的意思，让我去北大，我拒绝了，因为当时在北大，新生必须在正规军校里接受一年的严格军训，我曾亲眼看到过北大的一位师哥，原本是阳光男孩，最后训的死气沉沉。为了当时不让别人说我什么，我选择了人大国际金融专业，而当初之所以选择金融专业，则完全出于好强。考分最高的专业一定是最好的，既然我的成绩不比别人差，别人能学，我就能学。

被父母“赶”到美国

因为“保送”不用再参加考试，待在家里，又无所事事。正好当时，报纸上说“舒尔美”公司设立高考奖学金，凡是成绩在北京进入前10名的女生，就可以获得1500元的现金奖励，当时对我来说，诱惑确实很大。所以我就跑到学校，找到班主任，想参加高考，被拒绝了，理由是保送就不能参加高考了。

回到家里，开始发牢骚，爸妈就说：“你要真是闲不住，不如试着考考托福，没准儿还能提高一下英语水平。”想想这话也很有道理，于是，我就这样懵懵懂懂的加入到考托福的行列。报名以后，像所有的“托派”成员一样，我从书店里抱回一堆有关托福的书，还给自己制定了周密的“60天计划”。

考试成绩出来了，673分的试卷，我考了660分，这意味着我只做错了两三道题。660分带给爸妈的喜悦，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原来，在他们的心里，660分就像一张船票，可以把我送到美国去。爸妈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们竭尽所能，强忍着思念，送走了我姐和我哥，现在，又轮到我了。于是，领取托福分数后，他们就开始了地毯式的疯狂轰炸，极力说服我出国要趁早，留学要趁小。我开始也是不情愿，渐渐的也就接受了爸妈的决定，我答应他们，尝试着去申请美国的大学。就这样，几个月后，我不可思议的收到了达特茅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和全额奖学金。

签证受阻，泰然面对

沿着“秀水街”走进去，远远的就会看到星条旗在风中时隐时现，这就是美国领事馆的驻地。去签证那天，和托福报名那天一样，领馆对面排着九曲十八弯的长龙。等了很长时间，才听到扩音器里开始叫我的英文名字。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和全额奖学金证明，走到窗口前。结果呢，签证官却说我不会拿到奖学金，除非能拿出充足的资料证明奖学金的真实性，否则是不会办理签证的。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获得学校的奖学金，居然还拿不到签证，真是让我哭笑不得。就在这一刻，我的自尊心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不管怎么样，我不能冲动，我要证明给他们看。我对他说：“我会向你证明，我的奖学金是真的。”

从美国领事馆回来，我翻出了达特茅斯大学寄来的所有材料，我把它们统统地塞进纸袋里，要让签证官看看，这些都是真的。然后，等到美国时间上午9点时，我专程跑到邮局给学校录取办公室打电话，说明原委。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叫JOE；他亲切地安慰我，最后对我说：“我们会竭尽全力，让我们录取的每一位学生都能够来到这里学习。不管是签证还是其它的障碍，我们都愿意帮助你克服。”

第二天凌晨两三点钟，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嘟嘟”的响着，我也睡眼惺松的拿起电话，对方传来的是JOE的声音，他说，他们已经给美国驻京领事馆发了传真，证明了我确确实实得到了学校的资助，希望我能顺利地得到签证，他和他的同事都会在学校等着我去学习。

早晨，我回到了美国领事馆，接过那张“黄条”开始，就意味着，我可以去美国了。

就这样，1992年，我第一次真正离开家、离开父母，带着两个硕大的皮箱，雄赳赳、气昂昂，远渡重洋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开始独自一个人的生活。

一个人的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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