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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2页）

论功行赏，我们只能将这个丰功伟绩，归于自发的民间的力量，而非政府。浙江的官员相对于其他省市，要开明得多，但他们不是浙江私营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很多时候，他们是被民间的力量推动着往前走。中共十六大全面解放私营企业主阶层以前，说他们是改革的维护者，远比称他们是维护者，更为贴切。

自1960年代始，温州的改革派官员的命运充满悲怆。他们时常是“被拎出来‘示众’一番的被告”，他们不得不苦心培植一些公有制企业的典型，并在外来取经者跋山涉水而来时，不厌其烦地向来者大谈温州发展公有制经济的经验。两位追踪温州多年的前新华社记者说，如果我们据此“说温州的官员一开始就明白执政体系应当如何与市场经济相衔接，知道政府如何在市场经济状态下发挥有效的作用”［15］，显然是夸张了。最接近本质的解释是：情势的变迁，聚集了巨大的改革压力，他们不得不顺势而为，以利益调整的方式进行协调。

在浙江，纵使那些在私营企业发展的生死关头支持过改革的官员，也没有几个是真正的先知先觉者。他们确实提着乌纱帽，冒险支持过第一个股份制的银行，以及其他为数众多的冒当时制度之大不韪的“第一个”。凡此种种，都符合经济人的假设，都和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中反复申述的“扩展的秩序”相吻合。

绪论：《浙江发生了什么》（7）

再看看义乌小商品国际城26年前的命运悬浮。当农民丢弃农活去做批发市场的时候，吃官饭的工商人员，便根据红头文件的指示驱赶他们。双方之所以没有变成猫和鼠的天敌关系，不是因为工商人员支持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是出于本乡本土的同情心。至于小商品批发的合法性承认，也是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不得不做出的妥协。

刨除少数官员“寻租”的私心，多数时候，浙江各个地市的大小官员，在改革开放中展示开明的最大动力，莫过于“造福一方”的压力。又无其他改善人民福利的路子，只得任由他们偶尔也看不惯的私营企业像野草般疯长。尤其在GDP挂帅的时代，数字政绩使他们无论情愿与否，都得和私营企业主坐在一起，支持他们的钱途就是支持自己的仕途。

政府官员们对民主政治领域内的制度创新，所持态度大抵上也是顺水推舟。如果情势不明朗，他们的态度则趋向于暧昧，或者否定了事。义乌的官员最初听说私营企业主捐资参选“村官”，没有表态，只是任由他们去做。瑞安首创的契约村官制度，在媒体或赞赏或质疑的嘈杂声中，被中共温州市委束之高阁。

所以，我想，浙江经济的发展，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崛起，以及他们所推动的私有产权入宪，乃至渗透其中的民主价值观的萌芽，从来都不是决策者的神机妙算，尽管开明的官员和政府确实对制度变迁意义非凡。

我由衷地叹服于无序的自发的扩展的秩序。以大历史的眼光观之，浙江渐进式改革的成功，是渐进式民主的成功，也是“扩展的秩序”的胜利。它似天上的彩虹，那么美丽地逶迤在苍穹，不矫饰，不刻意。它不是“圣人”理性的制度预设，亦非一夜变天的凤凰涅。

你瞧，先在旧体制的边缘凿个洞，让新体制温暖的亮光穿越其中，再缓缓地融解冰冻的旧体制，继而让冉冉升起的新体制取代日益崩塌的旧体制。新旧体制的交换，非但没有引发社会动荡的海啸，看似稳定的政治体制，还为接下来的制度变迁，准备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

浙江民主为中国民主未来的意义

浙江民主对中国民主的意义，同样可以用“蝴蝶效应理论”来阐释。

徜徉在浙江，留意民主的故事，我经常发现，浙江的民主制度设计的个案，正在被中国的其他省市复制重塑。

2004年，温州人大常委会携手温州“一报一台一网”，创造性地将人大监督融入到舆论监督之中。当漫天飞舞的舆论给予温州人大毫不保留的赞誉，福建的台江区人大联手《东南快报》，从审判职能的发挥、司法公正和效率、法官素质三个层面，评议台江区法院。公众对台江区法院的建议、批评与意见，不仅见诸报端，人大代表还将坐镇报社，倾听公众的心声。

涉及其中的《东南快报》，不经意间暗示，他们在福建场域内的创新，其实是对舆论监督温州模式的创造性的借鉴。

温岭的民主恳谈，非但被中国其他地方复制借鉴，还启发研究民主的学人去辨析，去传播，从学术途径影响当政者，进而影响中国的民主进程。

温岭的民主恳谈，是浙江人对农民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改造。事先并未考虑过什么民主的台州人，在学界的说服下，将新的思想政治取名“民主恳谈会”。它在破解乡村社会紧张的干群关系这一难题上的价值，被浙江大学研究民主的学者们发现了。不过20年历史的“协商民主”的西方民主概念，成为中国学者解读温岭现实的工具。

学界的研究影响到中央编译局这样的官方智囊机构。他们的领导人，少年时通过读书走出浙江的俞可平，在“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专项调研中，剖析了浙江民主恳谈的种种好处，并授予他们“创新奖”。

2005年春天，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在《北京日报》上撰文说，他注意到中国的学者们开始了协商民主的研究。进而，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是协商民主的一种形式。是党派之间实行协商民主的一种制度安排。是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

这篇文章发表前的2005年2月17日，全国政协主席###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中南海主持民主协商会，就调整充实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增选全国政协领导成员的人选，与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协商。

绪论：《浙江发生了什么》（8）

我们当然不能愚蠢地说，人民政协制度是浙江民主恳谈影响下的产物，但我们或许可以揣测，浙江民主恳谈有望影响协商民主机制在中国的生命力。

当然，没有节制地夸大浙江民主创新对中国民主的影响，好比一厢情愿的单相思。浙江的民主，并非独立于中国语境下的独特的民主创新。它之所以在中国大陆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是因为它耀眼的GDP，超越资源局限的发展速度，使得那片狭小的土地过早地呈现出开放社会的态势，给民主的发展，供应了适宜的温度和政治气候。

假如我们相信，浙江经济是中国经济的领头雁，它的今天是落后于它的“小兄弟”们的明天，我就可以认定，浙江的民主就是中国民主的先声，具有旗帜性、前瞻性。

实际上，京城官方智囊团的高级成员也是这么看的。2001年，一位中共中央党校的副校长，在浙江组织了一场“劳动价值论”的调研。次年7月1日，彼时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发表“七一”讲话，私营企业主成为“建设者”的一分子，以剩余价值、剥削和阶级为理论元素的“劳动价值论”，得到了修正。又过几个月，浙江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以私营企业主身份出席了中共十六大。

浙江民主的前瞻性，引领了中国的实践，也受制于中国民主改革的整体水平。毫无疑问，浙江的观念，已经超越了中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实。但中国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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