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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来临，两个女儿床前饮泣，心中实在不放心两个还没出嫁的孩子。下午3时40分，辜鸿铭几乎无声地说了句“名望、地位都不过是泡泡，转瞬即逝”之后，便闭上了眼睛。

辜鸿铭死后，女儿珍东、娜娃到苏州落发为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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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马来亚的“香蕉人”

辜鸿铭出生于马来亚，他10岁时跟随义父布朗先生去苏格兰之前，已经在槟榔屿的英国王子中心学校学习了3年，主要学习英语。在欧洲11年接受的是西式教育，在他27岁之前，中国话都说不好。1885年正式归国后，才开始闭门钻研中国语文。到张之洞幕府做了“洋文书”后，汉文基础仍是很差，曾遍请那些和他同事的翰林、进士教他汉文，由于不懂师道之礼，遭到拒绝，无奈只好自己买了本日本人写的《官话指南》，作为汉文读本，但苦恼的是不会查中国字典，遇到生字，还是没办法。最后还是张之洞看不过去，指导他系统阅读儒家经典，钻研六经子史（他把《康熙字典》作为初学的课本，因此后来所识汉字比一般人还多）。

由于自小生活在西方，辜的思维方式具有典型的西方特征。现在对于那些生在海外，长着中国人面孔，但受中文教育不多、思维西式的人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香蕉人”，黄皮其外，白瓤其内。可以说，辜就是民国时期的第一个“香蕉人”。

辜鸿铭刚回国时不习惯中国礼俗，仍以西人的坦率习惯行事，我行我素，俾睨一切，对自己看不起的人，不管是谁，照骂不误。他的同事和上级都评价他“为人荒谬绝伦”。

偶遇马建忠，变回中国人

辜鸿铭自称为“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东西南北老人”。他的苏格兰义父布朗先生是一个对西方物质主义感到厌倦，对中国文化极具好感的人。辜鸿铭14岁开始接受布朗先生“私塾教育”，学习英语和德语，从小背诵了莎士比亚的37个剧本和歌德的《浮士德》。他对于作品中所揭露的资本主义黑暗印象深刻，特别是歌德的作品，辜后来写文章时引用得非常多。歌德非常热爱中国文化，他所倡导的“克己复礼”思想与儒家文化惺惺相惜。

21岁时，辜鸿铭取得了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卡莱尔是辜在爱丁堡大学时的导师，由于布朗先生和卡莱尔是旧交，所以刚到爱丁堡时，辜有几个月每晚都到卡莱尔家聆听他们论学。卡莱尔在当时的英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是英国后期浪漫主义最为杰出的文学和社会文化批评家。

浪漫主义先主要特征一是批判发展中的资本主义文明；二是强调道德和正义，反对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辜在日后的著作里，随处可见他对其浪漫主义老师言论的引用，这是他思想的发源地。

1880年，辜鸿铭在德国、法国游学结束后，被英国殖民政府派往新加坡任职。1882年前后，马建忠因事途经新加坡，辜鸿铭得知消息后，立即到其下榻的海滨旅馆拜访。

40年后，辜这样回忆与马建忠见面的情形：“我在新加坡同马建忠的晤谈……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因为正是他……使我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我同马建忠晤谈三天后，即向殖民当局提出了辞呈，没有等到答复，就乘坐第一班汽船回到我的槟榔老家。在那里，我告诉我的堂兄，即我们家那位家长，说我愿意蓄辫和改穿中国衣服。”

1885年，对祖国文化向往已久的辜鸿铭在香港恶补了几年汉学知识后，为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所聘，做了他的一个洋文案。至此，他开始真正接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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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个中国人的名义”

如果把辜鸿铭称作国学大师，恐怕与他同时期的很多人都会反对。尽管他回国后“四部书、骚赋、诗文，无所不揽”，而且有“文科进士”的封号，但是他的国学水平并不为当时的人认可，他的同僚钱恂认为他“英文果佳，然太不知中国文，太不知中国理……是直外国文人而已矣”。有点口吃的章太炎也说：“汤生，英文，他好，国学他根本不……”

那么辜鸿铭在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有着怎样的价值呢？

他在办外交时，确实做过很多让中国人大长脸面的事情。辜鸿铭在上海黄浦江治局任上时，局中有外国人借办工程之机，贪污白银16万两，辜鸿铭怒不可遏，要求严厉惩办。这个人很是害怕，趁着夜晚偷偷拿着巨款找辜鸿铭，哀求放他一马，辜却不愿与他同流合污，坚决拒绝，并对此人不依不饶，穷究到底。

另外，《清史稿》还记下了这样一笔：“庚子拳乱，联军北犯。汤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以一介书生、一篇文章而在重大外交事件中达成和议，辜鸿铭的功劳不可磨灭。

在清末民初的历史舞台上，他不同于对西方几近无知、盲目排斥西方文明的守旧派，如沈曾植等；也不同于一味醉心“欧化”，而对西方历史、社会了解并不深入的人，如胡适等；也不同于一度倾向西学，而后转向中国传统的人，如严复、王国维等人。

他作为一个对西方了如指掌的“洋人”，一生都在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路上前进，在他自己构建的儒家文明的理想世界里驰骋，在现实中却处处受阻：既未得到他所效力的清政府的重用，也未获取国人同情，甚至被国人视为“疯子”、异族。他在张之洞幕府工作了20年，职务却一直没有得到升迁，屈抑在下的感觉时时让他感到不满。1901年他在《尊王篇》中曾表白：“我已为陛下的政府工作了18年，但迄今为止还处在刚开始工作的官职上没有升迁，我现在的薪水还不如赫德先生手下的一个四等助手。”晚年在日本讲学时，他屡屡说：“在中国，我是不为我的同胞所重视的。由于他们不了解我，因此都错误地轻视我，即使在革命以前，中国也没有重用我。”“他们认为我不但保守，而且反动。”

以理想的儒家文明“救世”与国内代表先进思想的“西化”浪潮相悖，导致辜鸿铭怀才不遇；西式特征的行为思想方式导致他与中国社会沟通存在障碍，使得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爱国“海归”人士以悲剧收场，不能不让人叹息。

辜鸿铭轶　事

辜疯子和徐颠子

据胡适《记辜鸿铭》所载，民国十年十月十三夜，胡适的老同学王彦祖先生请法国汉学家戴弥微先生在他家中吃饭，陪客的有辜鸿铭、徐墀、胡适。入座之后，戴弥微的左边是辜鸿铭，右边是徐墀。大家正在喝酒吃菜，忽然辜鸿铭用手在戴弥微的背上一拍，说：“先生，你可要小心！”戴先生吓了一跳，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你坐在辜疯子和徐颠子的中间！”大家听了，哄堂大笑，因为大家都知道“Cranky　Hsü”和“Crazy　Ku”这两个绰号。

名家评价

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采。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郭沫若

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之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之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唯梁氏可以当之无愧。——胡适

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

——曹聚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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