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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序言

溯源与解密

“性是世界的驱动力”

性是什么？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立足点，我可以转动整个宇宙。”这话讲得含蓄老道，充满力量和哲理，让后来不少莘莘学子写文章时反复引用。

可是，倘若去掉那一层含蓄，阿基米德的话跟玛丹娜说的“性是世界的驱动力”不是十分暗合了吗？

一男一女，一古一今，大学问家和大歌星，其实都是饮食男女，都一样得面对“性”。

有位女性朋友说得好：“性，考验一个人对形而下的物质生活，跟形而上的精神价值做极端的判断。性，使人的历史产生道德和不道德的二分法。性，让美与丑成为一体两面；性，真的足以让思考一辈子，不仅是性交时的快感而已。乖张的穿着有时与最保守的衣饰，同样使人产生性感与性欲。走前卫坏女孩路线的玛丹娜大声又说：争议‘性’，使人思考。”

同样的思考可以让玛丹娜把男人变成种马，又可以把自己变成慈爱的母亲。性，在她身上化为肉欲和母性的象征。

玛丹娜的宣言是：“我要人人都爱我。”

要知道，这位胆大妄为的叛逆者当初到美国纽约时身上只有三十五美金，她做过同性恋俱乐部的舞娘、临时演员、甜甜圈店女侍、A片女主角、驻唱歌手等光怪陆离的工作，但最后她还是成为现今最具影响力的女人。玛丹娜把“性”当作驱动力，真正实现了阿基米德意义上的“转动了整个宇宙”。

但中国人对于“性”禁忌得太久，好像人人都是不食人间烟火似的，谈“性”色变，以至“性学”这个术语在汉语字典里找不到位置。“性”的空白使人在压抑的同时不敢表现自己的渴望，倘若谁与“性欲”二字沾在一起（所谓“桃色新闻”），那么这个人就永远没有翻身之日。

正如台湾女作家颜艾琳在谈到玛丹娜时说的那样：如果将美国的场景化成台北（大而言之整个中国），玛丹娜可能早腐烂在声色场所的角落，甚至吸毒而死，稍好一点的下场则是当情妇或高级应召；哪能写出十几首深具意义的歌曲，创下全球一亿两千万张音乐专辑的销售量，以及用性感肉身挑起舆论对“性的思考”？

这是很有创见的一段话。

因为中国人给“性”穿上了太沉太重太厚的袈裟，“性禁忌”和“性封闭”使人的性格遭到扭曲，许多人只有靠“意淫”来解除生理和心灵上的压抑。

鲁迅在《而已集？小杂感》里，最后一段经常被人引用，那就是：“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里能够如此跃进。”

先生的这段话讲的就是“意淫”这档子事。

特别是中国的文革时期，所有的文艺作品都不敢涉及“性”，八个革命样板戏中的主角都是没有“性”的特征，“革命”二字在“性”的问题上“革”得最彻底，以至新时期以来，文艺作品中稍有“性”的描写就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如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就被中国人当作“性文学”来解读的。即便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种“误读”还时有发生，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丰乳肥臀》等都被读者当作了“性指南”，而最为极端的则是贾平凹的《废都》，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这是一本注定要被“看走眼”的书，所谓“走眼”，意思是读者只盯着里面的“性捞写”，评论家的批评也只着眼这一点，所谓“格调低俗”等都是因为看走了眼而乱说的。

贾平凹忍不住给大家讲了一个关于禅的故事，他说有两个和尚过河，遇一女子过不了河在岸边啼哭，一个和尚将其抱着过了河。到了对岸，两个和尚继续赶路，另一个和尚说：“师兄，我们出家人是不近女色的，你怎么能抱那女子过河呢？”

这个和尚说：“我早把她放下了，你怎么还没有放下？”

“现在有些人看《废都》，是如这个和尚的。”贾平凹最后无可奈何地说。

其实“粮食”与“性”，乃人赖以生存所必须的物质和精神的能源体，因此，剥掉强加在“性”字上的那件袈裟，“性欲”就像人们饿了就要吃饭一样，平常得很。

因此，保持一颗平常心，就能得道，就能超凡入圣。

正如禅守普愿和尚说的：“平常心是道”，这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担水砍柴无非妙道”，有了这样的平常心，真谛、俗谛的间隔就打通了，“圣”与“凡”之间的绝对界限也就消失了。

“房中术”的兴起与“性生活强身健体”

其实我们的老祖宗在“性”的问题上十分豁达，比后世的所谓的“文明的后代”强多了。

从“溯源”上讲，中国人的性观念是到了1644年满族征服中国以后才发生根本变化的。

事实上，早在孔夫子时代，由于礼崩乐坏，纲常废弛，儒家典籍中所记载的性原则并没有对封建贵族形成任何道德约束。

那时，人们的“贞操”观念和结婚时的门当户对也十分淡漠。

秦始皇的生母赵姬就是大臣吕不韦的情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