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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2页）

第六章　利润法案

有了劳资谈判法案是否就够了呢？张怀德觉得以服务于百姓为宗旨的国家政府，不仅应该保障佣工们以集体形式跟业主进行劳资谈判的权利，还应该为百姓做更多的事情。比如对工坊商行的利润分配做一些规定和建议，这样既可以使利润分配更加合理，且可以减轻佣工协会跟业主进行劳资谈判的压力。

国家规定工商业的利润分配是否合理呢？工商业包括两个要素，资本和佣工，资本包括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及技术品牌等无形资产，佣工包括管理者和普通佣工。当然，在有些工坊商行中，资本家直接出任管理者。可见，工商业之所以能运做且赢利，是资本和佣工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二者皆有权分享赢利。至于佣工的月奉，属于生产成本。

将所有赢利都视为资本家的合理收入，否认佣工该获得部分利润，或将所有赢利都视为佣工的剩余价值，从而否定资本家该获得合理利润的学说，都是片面的。

当然，即便在没有相应制度的古代，商人们受道德的约束，本着良知，按约定俗成的做法，也给予佣工分成。特别是有些注重积德行善轻财好义的人，是很注重佣工利益的。即便到了近现代，一样不乏其人。诸如欧文等人，便切实关注佣工利益，在实践中做到了资本家与佣工共享赢利。可笑的是，这些真正的实践者被某些人称做空想，而真正的空想者却被冠上科学之名。

合理分配利润是很重要的，是社会能良性发展的要点。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会造成社会动荡。因此，国家对利润分配做一些规定和建议，是有必要的。在第二任期刚开始时，张怀德跟顾炎武等总统府官员进行了商议，取得了他们的支持。总统府政务署立法司草拟了利润分配法案，提交国家元老院表决。

利润分配法不涉及佣工的月俸，它关注的是工坊商行全年的利润，其实这才是关键。利润分配法规定，小规模工坊、商行的全年利润，佣工集体分得最低三成红利和半成福利。中等规模工坊、商行的全年利润，佣工集体分得最低三成半红利，和半成福利。大规模者工坊、商行全年利润，佣工集体分得最低三成半红利和一成福利。在法律保障下，在此基础上，佣工可以集体形式和业主进行进一步的谈判，以争取更多的利益。

在佣工集体所得红利和福利中，诸如掌柜之类的高级佣工集体所得与普通佣工集体所得，推荐比例为一比四，也就是说高级佣工所得占佣工集体所得的两成。当然，各个工坊商行具体比例多少，由佣工协会根据具体情况参照推荐比例自行决定。

至于在高级佣工和普通佣工内部如何分配红利及福利，那自然也由佣工协会自己决定。另外有些高级佣工比如掌柜、二掌柜得到更高额的分成允诺，那由业主从剩余利润中支付。

富民是为国者的责任，轻徭薄赋能起到一定作用，但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因为税收微薄受益最大的是业主，而佣工相对于业主来说，是更广大的群体，且属于弱势群体，是富民更重要的对象。利润分配法使富民之国策，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实现。

过去利润大量集中在业主手中，一般而言，他们除了做善事之外，大量的资金会被用于奢侈的生活。虽然也会促进社会的发展，但只是局部的，且对社会风气影响不好。

有了利润分配法，资金大量分散到了佣工手中，他们在购买生活必需品和改善生活质量上会投入更多的钱，从而促进社会整体健康地发展。也就是说，实施利润分配法不仅可以实现富民的目的，还可以调节社会结构，使之趋向良性。

利润分配法在国家元老院中又一次引起了轰动，国家元老院的元老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很快地，该法案便在国家元老院得以通过。

利润分配法的出台，在社会上引起了更大的轰动。除了部分业主有腹诽之声外，几乎全国的百姓都热烈地拥护。

利润分配法实施数年之后，中国变得更加繁荣昌盛。回到中国的张怀德看到这一情况，颇感欣慰。。。。。。

第七章　良性体制

在利润分配法出台后，张怀德和顾炎武等又着手对税收进行调整，总体思路是税率统一自由发展，不论是工商税还是个人所得税，在调整上都体现了此一思想。

个人所得税税率皆为十一，家庭困难者可减免。工坊、商行不论规模征收统一税率，皆为十一。此外没有任何苛捐杂税。

一般中等以上规模的工坊、商行的业主可能不止一人，那么存在一个分红问题。象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在他负责经营时，每年分红率只占利润的百分之十几，也就是说大部分资金用于积累，这也是标准石油公司能迅速膨胀的原因之一。虽然利润巨大，但交纳个人所得税税收的却只有分红部分。

这种收税方法不大合理，用于资金积累的部分一样属于资本家的资产。所以在如今的税收调整中，规定股东们就所获得的全部剩余利润交税。比如说一个中等规模的商行，有一万贯的利润，佣工分得四千五百贯，另给大掌柜额外红利五百贯，业主们剩余五千贯。有两位股份大小相同的股东，则每位股东须为两千五百贯利润交纳个人所得税。至于他们支取多少红利、留下多少做积累，那是他们内部问题。

对于游民，提供帮助让他们垦荒务农，总之让人人都能养活自己。

张怀德、黄宗羲、顾炎武等认为政府应该创造一个让老百姓易活，且能自由发展的环境。对小民要尽量扶持，以帮助其自立。

那种高税收高福利的制度容易滋生懒惰心理，干活的人税收很重，不干活的人靠社会福利过得还可以。干不干活好象差不多，反正有国家养着，有些情况下不干活比干活拿得还多。既然这样，何苦到处找工作辛苦挣钱。于是，靠社会救济度日者越来越多，而参与劳动者越来越少。另外，高福利靠高税收支撑，也就是对经济环境有一定依赖性，甚至很强。这些是此种制度藏在华丽外衣下的不健康因素，久之难以维系。

虽然除了实施人伦义务教育和对低收入的重病者进行补贴外，没有多的福利。连养老体系都是以商业形式的年金制度来实现，当然国家也进行了扶持。

但是正因为政府没有进行很重的、多方面的盘剥，所以百姓们普遍富裕，他们不须依赖福利便能过上舒适的生活。

张怀德和黄宗羲、顾炎武等在中国确立了一个人人皆须自立、且易自立，经过一番付出便可拥有一定财富，人人皆可自由发展的良性体制。

第八章　中国行记（一）

英格兰报纸《每周新闻》刊登了特派记者发回的中国之行报道，内容如下。

1655年春，欧盟各国应中国政府之邀，向中国派出了常驻使节和考察团，随行的还有欧盟各国的记者。我有幸作为英格兰《每周新闻》的记者，参与了此次中国之行。

各国使团在荷兰会齐后，船队便沿非洲西海岸而下，来到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在开普墩停留了些时。等会齐非洲联盟各国使团及考察团后，便绕过好望角东行。在印度休整一番后，船队穿过马六甲海峡北上。当夏季到来时，我们已经到达了中国的都城金陵。

在金陵，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和款待（实际上在踏上中国国土后它便一直伴随着我们）。我曾有幸在爱尔兰都城黑水河，参与过张怀德总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再次见到风采依旧的张总统，不胜欣喜。

但是，很快地我们就听到了一个令我们震惊万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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