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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内容简介

《七武士》拣选七个日本古代传奇人物：以神出鬼没的奇袭战法著称的源义经；开游击战和山地战先河的楠木正成；人称“越后之龙”的上杉谦信；集“战国的风云儿”“天才的革命家”“暴君”“第六天魔王”称号于一身的织田信长；开创“加贺百万石”辉煌基业的前田利家；五十七回战无伤的本多忠胜；被丰臣秀吉称赞为可指挥百万大军的大谷吉继，勾勒出他们波澜壮阔的人生轨迹。这七位英雄人物因其功业绽放出夺目的光彩，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但更打动人的则是他们的武勇、耿介、信义、忠诚，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诠释了“孝义重丘山”的真义。

前言（1）

“武士”一词并不是日本人的发明，它来源于中国。对于中国秦汉以前的贵族社会来说，贵族以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层级来划分，“士”本是指下级贵族，当然武士也就是武勇之“士”，是贵族阶层的一员。然而日本的武士最初却并非贵族，并且他们正是贵族社会的掘墓人。

日本的“武士”（BOSHI）阶层产生于九世纪中期，在此之前也出现过无数功勋卓著的名将，比如建内宿弥、坂上田村麻吕等等，但他们都不能被称作“武士”。武士的主要来源是贵族庄园中的庄官和地头（身份低于庄官的庄园管理人），是为贵族们看家护院、管理财产的家奴，正因为如此，所以武士也可称之为“侍”（SAMURAI），就是侍从之意。

武士阶层虽然也是统治者的一员，却长期被贵族阶层看不起，即便源、平等天皇后裔的家族，因为被降格为武士，所以一开始也没有资格担任高级朝官。但是武士们逐渐组织起来，形成大大小小的武士团，他们有刀有枪，又和土地结合得非常紧密，有马有粮，跳出来造贵族的反，日益腐朽的贵族阶层可就吃不住劲了。到了十二世纪的时候，终于出现了第一个武士政权——六波罗平氏。

武士政权一开始和以天皇为首的贵族政权平分权力，但他们的力量日益强大，逐渐在双头政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到了十七世纪以后的江户幕府时代，天皇朝廷已经变成了彻底的傀儡，日本的政治中心也从京都转移到了武士政权所在地——江户。可以说，从十二世纪一直到十九世纪“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人整整七百年间都处在武士们的统治之下。

那么，日本武士都是些怎样的人呢？

武士们在彻底成长为统治阶层以后，开始官僚化、腐朽化，而在此之前，他们是以战斗为主要职责的，为主家而战，为家族而战，也为自己而战。因此武士们普遍崇尚俭朴、武勇，并且唯力为视，重死轻生。

无论阶级还是阶层，都具有自己的道德规范，武士们也不例外。武士的道德规范就是“武士道”，或者简称为“士道”——日本人什么都喜欢说“道”，比如茶道、书道、花道、剑道、柔道等等。当然，古时候的日本武士是料想不到的，“武士道”竟然会被后世的军国主义分子所利用，给周边国家带来深重的灾难，从而成为世界范围内最臭名昭著的名词之一。

其实那些军国主义分子扛出来愚弄人民的“武士道”大旗，并不是真正的“武士道”。那个时代，日本早已经没有了真正的武士。没有武士，还谈什么武士之道？

“武士道”并不是开天辟地以来就有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然也不会永远存在，它当然会随武士阶层的产生而产生，同时也随着武士阶层的消亡而自然消亡。第一次想用文字来整理和规定“武士道”的努力，是在1232年，由武家政权镰仓幕府的实际掌控者北条泰时制定了《御成败式目》一文，在传统的质素、俭约、勇敢、重诺守信等武士道德规范外，添加了“仆忠主，子孝父，妻从夫”的儒家忠孝思想——其实，这都是有利于他们北条氏统治的条文。

《御成败式目》对武士阶层的影响很大，它明确地指出武士乃是战士，既然是战士就必须以军法来约束，遵从上级，服从指挥，舍死忘生，本是题中应有之意——日本人轻“仁”而重“忠”的精神传统就是由此而来的。

进入战国时代以后，旧的统治秩序被打破，武士道也因而被注入很多崭新的内容。战国前中期，武士道更偏重于“术”而忽视“道”——“术”专指战斗的技能，而“道”却被圈定在“轻生就义”等极小的范围内。终究身处混乱的时代，家族的延续和个人的生存才是至关重要的，忠诚和严格的主从思想在此前提下随时可被打破；战国因此被称为“下剋上”的时代，农民驱逐领主，商人踞城自治，家臣篡夺主家，都成为并不出奇的寻常之事。

在这一时期，义比忠更深刻地影响着武士道的内涵，而轻生重死的日本传统思想与禅也紧密结合起来。天下大义、无欲无求、笑看荣辱等与近世“武士道”总体相悖的内容，在战国时代达到了巅峰。

前言（2）

最终结束乱世，建立新的也是最后一个武士政权——江户幕府——的乃是德川家康。此人起于贫困微末，因而用无条件的忠诚教育和要求臣下，他最初所统治的三河国，当地武士就以对上级狗一般的忠诚享誉全日本。于是，在家康对忠义之行的褒奖和宣扬下，新的“武士道”就此诞生了。

作为德川家世袭重臣的大久保忠敬创作《三河物语》，在战国时代最重忠义的武田家族留下《甲阳军鉴》，这两本书对近世“武士道”的形成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们所认可和确定的“武士道”，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士道是战士之道，赞美武勇，嘲笑怯懦；第二，将武士喻之为犬，注重主从的情谊关系；第三，提倡复仇和殉死。前两条还是旧时代的士道内容，而最后一条则是新的，是为其它他文化体系下的人们所无法理解的因素，也是近世武士道逐渐走向残忍和暴虐的根源所在。

江户幕府的统治逐渐稳固之后，大规模战争基本已经消亡，武士也逐渐从战争时代的战士转变成和平时代的行政官僚。在这种情况下，旧的伦理道德已经不适用了，武士必须在新的环境下建立新的行为规范，寻找新的精神依托，山鹿素行于是应运而生，完善了近世的士道内容，同时也为未来军国主义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山鹿素行是日本著名的儒学家和兵法家，因此他所推崇的武士道也包含了相当多儒教的因素，便于为统治阶级所接受。首先，他推翻了主从的“情谊”说，认为忠诚乃是天道，是人伦的大纲，是类似于朱子学说中的万世不变的“理”。其次，他认为武士道不仅仅是战斗者的伦理，更是普遍的真理，武士不是战斗者，而是人伦之师，对于农、工、商若有悖逆之事，必须速加惩戒，以正人伦。第三，非议殉死和复仇，因为士道的行动准则是“仁”，杀身以成仁，舍身以取义，为的是仁义，而非情谊。然而很可惜的是，山鹿的学说虽为江户幕府所接受并推广，这第三条却始终未能为大多数武士所接受。

“忠”而非“仁”的思想长时间占据着日本儒教界，因此在日本文化血液中被根深蒂固地植入重荣辱但轻善恶的基因，换言之，日本人很在意羞辱感，却很少有罪恶感。在武士们看来，不肯受辱，愤而自尽或者复仇者，要比含羞忍耻而取义成仁者更值得尊敬。这一思想直接导致了近代的侵略战争，武士虽然名实俱亡了，武士道虽然名存实亡了，但大久保忠敬和山鹿素行的学说对整个日本精神和文化的影响却远未淡化。

不过，本书所描述的乃是近代武士道成型以前的一些武士们，他们的经历、思想乃至行事风格都大相径庭；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是些勇敢的战士，是传统的而非近代官僚化以后的武士。无论是义经的复仇、正成的死国、谦信的仗义、信长的革命，还是利家的耿介、忠胜的豪勇、吉继的成仁，都更多地包含着一种朴素的不同于流俗的动人品质。换句话说，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阳刚”之气，是无愧于“武士”这一称号，也无愧于“战士”这一职责的。

当然，这七名武士并不能代表全体武士，更不能代表各个时代不同的士道风貌，但从他们身上，或许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究竟何为武士，何为武士道。武士并不是什么神秘的存在，真正的武士道也不是洪水猛兽，他们只是特定国度、特定时代下的必然产物。时至今日，他们都已经不存在了，但或许我们可以从中了解一些什么。

赤军

2008年5月

一、智勇绝伦的修罗判官——源义经（逆麒麟）·001

源义经是日本历史上的天才军事家，神出鬼没的奇袭战法千百年来无人能出其右，后人总结他的军事经验，撰写为四十二条兵法秘诀，是为《义经虎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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