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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样的节奏摇摆着。这点你不能不佩服日本人的教养。虽然摩肩接踵人挤人，但每个人的身上都干干净净，没有难闻的气味，即使被挤成“照片”，车里仍然是静静的，听不见大声的喧哗。但每到晚上就有另一番风景了。

这样的时间也并不难熬。最幸运的是，我从来没碰到过“痴汉”（在电车上占女孩便宜的人），不知道是不是和我的装束有关。那段时间我酷爱穿短衫长裙，这跟电车上套装短裙的OL（Officelady，办公室女职员）明显不同，让“痴汉”没有了下手的机会。我一只手抓住栏杆上的吊环，一只手捧着书，耳朵里塞着随身听的耳机。这是最好的学习时间，直到今天，我仍认为我日语过人的听力是在电车上练出来的。但要注意的是，随身听不能太大声。电车里太静了，耳机里露出的声音也会招来周围人质疑的目光。

车轮金属碰撞的声音让我抬起了头，电车驶上一座铁桥，面前开阔起来。赤羽河到了。这条河是玉和东京的分界线，我习惯地看看手腕上的表。每天都要经过这里两次，早上在车里背单词，晚上拉着吊环打盹儿。日本城市间很少会有视野这样宽阔的地方，所以只要经过这里，我都会眺望窗外，就像看北京家边的玉渊潭公园一样。

车快，桥短，这样的恋家情结只能维持十几秒。

剩下的时间就泡在日语里。出国前，我也报过一个日语班，零零散散跟了一个月，连五十音图还没认全。太难了，我几乎绝望。但当语言成为生存工具的时候，人的适应能力简直可怕。日本老师一进门就立下规矩，无论是来自哪个国家的学生，在教室里都不许说母语。只要张嘴，唯一可以蹦出来的必须是日语单词。这种强化学习让人透不过气来。

两顿绝食抗议后二姐终于先软了

压力可以说是内外夹攻。

我和二姐久别重逢，和平共处的日子没维持几天，就恢复到从前的状态。“棍棒底下出孝子。”这是她一贯的信条。她说周围爱我的人已经太多，再不加以调教，我就要被宠坏了。

浦和的家是二姐一手建立起来的。所以她格外珍惜。比如说，进屋的时候，要在玄关换鞋，方可登门入室。我刚到日本的时候没有这个习惯，经常穿着鞋往里跑。身后二姐一声大吼：“再穿鞋进屋，你就给我搬走！”我傻在原地，刚来日本谁想到她会说出这么绝情的话。难道姐姐变了？眼泪噼里啪啦地掉下来，两顿绝食抗议后，二姐终于先软了，“入乡随俗，进屋脱鞋，这是日本的规矩。我说你总比外人说你要好。你自己打工以后就知道了。”

也许是小时候看过的抗日电影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对房东一直比较回避。加上一个凶巴巴的女主人和一条残了左眼的老狗，虽同住在一个院子里，但我几乎不敢和房东家来往。我们在这个冬冷夏热的小木屋里过着最简单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长，房东太太已经来过好几次了，没有笑容，薄薄的嘴唇张得很小，可说出的话却毫不含糊。

“这个房子要翻修，希望你们尽快搬出去。”

再装听不懂也无济于事。我和姐姐白天都要上学，晚上打工，没有多余的时间和钱再找房子搬家。

“希望你们马上搬家！”女人再次出现在我们小屋门前的时候，近乎骂人了。

我们请求她再让我们多住些日子，找到合适的地方我们就会尽快搬走。可找房子哪有那么容易？别说有很多地方不租给外国人，即使租，一上来几十万的礼金、押金，刚刚交完学费的我们一时半会儿也凑不齐呀！

接下来的每一天我们都在提心吊胆中度过，出门的时候尽量躲着对面，生怕撞上会更尴尬。开学了，学习紧张，回破木屋休息也十分不安。我和两位姐姐商量，三人尽量抽休息时间再去分头找房子，看能否合三姐妹之力，找一处安身之所。

租赁房屋的店面到处都是，可租金高得我们实在无法承受。好不容易找到一处便宜的屋，人家一听我们是中国留学生，笑成一条缝的眼睛圆了，“我们不租给外国人。”门重重地关上，心被夹得生疼。

钱是维护尊严的一道有力屏障

一天，房东来敲门，从门缝中看见他的灰白头发我就很紧张。这回他要亲自上阵了。“对不起，打搅了。”房东手里捧着一盒点心，“我刚从秋田回来，这是一点心意，请。”他很友好地递过来。

4。钱是那么重要（2）

我不敢看他的眼睛：“谢谢。”

“我可以进来吗？”

我心里一万个不愿意，可这儿本来就是人家的地盘，抬头看见房东太太正在对面的阳台上晒被子，只好侧身把他让了进来，还把门大大地敞着，好让对面看得清楚些。“姐姐不在家吗？”“她去……买东西了，马上……回来。”我磕磕巴巴，用刚学来的日语回答，但保持警觉，留个心眼。“真不简单，才来这么短的时间，日语已经说得这么好了。”他坐在地上，看了看四周，“布置得好漂亮，还是女孩子有心。”我眼帘低垂，听他慢慢地讲话。“这个房间以前是我儿子住的。结婚后，他就搬走了，前一段好像闹了点别扭，说要回家住，所以我太太就……”

“我们努力……找房子，可是……”我拼凑着单词，一脸委屈。

“别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小两口吵架是常有的事，如果他们真的要分开，也应该自己解决问题了。你们要是喜欢这里就安心地住下去吧。”

我是不是听错了？真的吗？我们不用重新找房了？他微笑着点头，瞎了眼睛的脸似乎并不那么可怕了。“我年轻的时候去过中国，很年轻的时候。15岁吧。”他好像话中有话。“现在每两年也会跟着日中友好协会去中国走走，每次都会看到变化很大。”

我心里有些别扭，根据姐姐曾介绍过的背景，边听边猜他当年究竟做过些什么？现在是不是在施舍恩惠来弥补当年的罪恶。想起姥姥给我讲的那些日军的残忍，坐在面前的人已经带上土黄色的遮耳帽了。我是一个喜怒都形于色的人，嘴上不敢说，脸上一定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好像看出了什么，但并不回避，“以前日本在中国做了许多坏事情，现在年轻一代不是很了解。好在中国的年轻人很努力，就像你们一样。我希望能尽自己的能力帮点忙。如果不嫌弃的话，就请安心地住在这里，不会有人打搅你们的。过两天我帮你们安个电话，请不要告诉我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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