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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一篇二十（第4页）

“夬”：亢龙有悔。

“坤”：见群龙无首，吉。

2竹书《周易》：（残缺）

3帛书《周易》：《键》：初九：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五：龙在天，利见大人。

尚九：抗龙有。

迵九：见群龙无首，吉。

4今本《周易》：《乾》：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5《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对曰：‘……龙，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

1《左》记《周易》：《坤》：“剥”：龙战于野。

2竹书《周易》：（残缺）

3帛书《周易》：《川》：尚六：龙战于野，亓血玄黄。

4今本《周易》：《坤》：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通过以上对比，已知《左传》一书中以《周易》筮之的筮例共有九例涉及到《周易》内容。即涉及到《周易》里的九篇里的篇名及句子内容。而《左传》一书引用《周易》里的句子，以阐明事理的例子，共涉及《周易》里五篇内容。两下一共涉及《周易》里十三篇篇名及句子内容。这十三篇名称分别是《乾》、《坤》、《屯》、《师》、《泰》、《大有》、《随》、《观》、《复》、《明夷》、《困》、《归妹》、《丰》。从《左传》一书里的筮例与引用所涉及到《周易》一书里的篇名及句子内容，与今本《周易》对比，除表述上的体例格式不同外，而涉及到篇名及句子内容则是相同的。从《左传》里所看到的，无论是以《周易》筮之的筮例，还是直接引用《周易》里的句子用于说理，所涉及到《周易》一书里的十三篇篇名及句子内容来看，所用的是一种《周易》文本，即春秋《周易》文本。也由此而知，春秋《周易》文本与今本《周易》除结构形式不同外，而文辞内容则完全相同。至于《左传》里所涉及到《周易》十三篇里的名称及句子内容与今本《周易》里的名称及句子内容高度一致的现象，这是因为我们使用的是传世本《左传》作对比，因传世本《左传》与传世本《周易》都是经过汉朝作为“经”书而统一校订后的传世文本。不像竹、帛《周易》与今本《周易》所出现的一些异体字，是因西汉中期之前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抄本所造成。虽然竹、帛本《周易》与今本《周易》出现有一些字写法上的差异，但并不改变三者是一种文本的性质。即竹书《周易》、帛书《周易》、今本《周易》从结构形式及内容性质，则是一脉相承。而春秋《周易》文本与今本《周易》相比，除两者的结构形式不同外，严格的说，两者除了所用“繇题”与“爻题”的称法不同外（一种是用《周易》里的符号名称作“繇称”，一种是用“九·六”数字作“爻称”），其格式与文辞内容则是完全相同的。

总之，从《左传》里涉及到的《周易》内容与竹书、帛书、今本《周易》对比来看，《左传》反映的《周易》文本，是以《周易》里的六十四名称及“画符号”做为《周易》每篇文章句子的“题称”（即“繇题”），而竹书、帛书、今本《周易》本是一种文本的不同版本，都是以“九·六”为“爻题”的结构形式。这是在春秋《周易》文本的“繇题”称法上，改变以“九·六”数字为称法的结构形式。今天所传承下来的《周易》文本，是以“九·六”为“爻称”结构形式，而抛弃掉春秋《周易》文本的那种结构形式。无疑，我们所传承的是一部卦爻式的《周易》，是曾做为卜筮工具的《周易》。这种卦爻式的《周易》，无疑又是史巫对原创《周易》文本逐步阉割的产物，也是为神秘主义政治服务的产物。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春秋《周易》文本是定型于何时。

4、春秋《周易》文本的定型时间

通过对春秋《周易》文本与今本《周易》的对比，两者除结构称谓不同外，其内容是相同的。即相同的画符号、名称及文辞。而不相同的是，春秋《周易》文本里是以《周易》里的画符号及名称做为“繇辞”的繇题，今本《周易》里则是以“九·六”数字做为爻辞的“爻题”。

为何秦汉时期没有承传《左传》一书里反映的春秋《周易》文本呢？只有一种解释，春秋《周易》文本还没有把《周易》里的符号演变成阴阳属性，来以“九·六”数字代称，随着阴阳学说的上升，并成为帝国里的“思想律”，春秋《周易》文本，随之改造成“九·六”爻题的文本，也就易如反掌。

无论竹书《周易》、帛书《周易》、今本《周易》是一脉相承的“九·六”阴阳爻式的卜筮文本。而《左传》里反映的春秋《周易》文本，是以《周易》里的画符号及名称来排《周易》每篇里的文辞“题称”，虽然这种文本也曾被史巫用于卜筮，但总的说，已经证明《周易》文本是个被演变和被改造的过程。也说明了今本《周易》，不是原创《周易》文本，这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因为从时间上说，《左传》反映的春秋《周易》文本远远早于竹书《周易》文本。既然今本《周易》是个被改造的过程，那么对春秋《周易》文本也就值得怀疑是不是原创的文本，事实上春秋《周易》文本却不是原创的《周易》文本。接下来我们先看春秋《周易》文本是定型于何时？

从历史上最早的文献中记载《周易》一书的，莫过于《左传》了。已知再没有比《左传》一书更早的文献书籍里有记录《周易》一书了。《春秋》里没有，《诗》里没有，《书》里也没有。《左传》之前屈指可数的几部书籍里并没有反应《周易》一书。就连目前从地下的考古上，也没有发现战国晚期以前有对《周易》记录的材料。考古上出土的战国中期的楚地祷祭竹简上没有《周易》的反映；考古出土的西周、东周时期的大量青铜铭文上也没有《周易》的反映，以及西周、春秋、战国前期考古出土地下其它材质上的文字记录里，均没有发现对《周易》一书的记录。这有待新的出土资料，对《周易》一书早于竹书《周易》之前的发现。

就目前从地上的文献书籍来看，唯有《左传》一书反映了《周易》，从《左传》一书里记载的最早的一个筮例来看，春秋《周易》文本已在春秋前期已经出现。即从《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里记“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这一筮例来看，春秋《周易》文本已在春秋前期已经定型。因《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所记载了在陈完（字敬仲）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一位周王室的史官来到陈国，而随身还携带一部《周易》面见陈侯，陈侯就让这位来自王室里的太史为其儿子完卜筮。周太史用《周易》进行卜筮，其结果是“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代陈有国乎？周太史给小敬仲卜筮一事，是记载在“庄公二十二年”，而这一年若换算成公元纪年，就是公元前671年。但这一年是陈国发生了内乱，陈完应是成年人了。这一年在记述此事时，又插叙追记陈完小时候被卜筮一事。那么，周太史为陈完卜筮的时间，应在公元前671年向前推溯30年左右，即公元前700年左右。史家记周太史为陈完卜筮的时间应是春秋（前770年—前476年）的早期了。当然周太史为陈侯的儿子以《周易》筮之的那一年，应是春秋《周易》定型的下线。因为唯《左传》一书里反映《周易》一书出现的时间外，无论是地上与地下出土的资料，再没有比《左传》里记载《周易》出现的最早时间了。若《左传》一书里记载周太史以《周易》为陈完卜筮之事为实的话，那么，春秋《周易》文本的出现，当是春秋的早期。历史上分界西、东周的时期，是以周平王迁都洛邑为界。周平王从镐京迁都洛邑是公元前770年，这一年既是东周开始，也是东周里的“春秋”时代的开始。因东周时期里又分“春秋”与“战国”两个时期。也就是说“春秋”时期是公元前770年开始，而周太史用《周易》为陈完卜筮的那一年是公元前700年左右。那么，《周易》一书有史为据的第一次出现，是在公元前700年左右，而这个时间离西周灭亡也不过几十年光景。由此我们推断，春秋《周易》文本的定型时间，应是在西周末年与春秋初期这段时间里。

总之，春秋《周易》文本不是《周易》一书的原创文本，应是在《周易》原初的文本上进行改造的文本。那么，春秋《周易》文本应是《周易》原初文本产生以后到春秋初期这段时间里定型的，这是无疑问的了。为何这样说，正是下面我们要论证《周易》原初文本并不是春秋《周易》文本的那种结构形式。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周易》原初的文本是个什么样的结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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