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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裹给他们邮寄咖啡和食品，愉快地读他们表示感谢的来信是他的一桩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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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不能让自己病倒（1）

——希特勒

这些话比长篇大论更能显示希特勒的性格。像所有认为天降大任于自身的人一样；希特勒为没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自己的大业而苦恼。所以，在他的亲自推动下，所有的重要方案都在匆忙之中酝酿和执行，这与德意志民族有条不紊的精神是大相径庭的。4年计划、军备重整以及各场战役的指挥，这一切的构思和行动都是在匆忙和慌乱中仓促制定出来并执行，以至于外人根本不明就里。德国人民惯于经过思考之后再有序地工作，所以对这种狂热和令人紧张的节奏惊讶不已。以这种节奏开展的事情和工作，一件一件接踵而至，令人应接不暇，但希特勒毫不松懈地亲自监管。我多少次听到德国工业界和政界的领导人发出这样的呼声：“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疯人院！大家急急忙忙地改这个变那个，哪有秩序可言，我们那里一切都乱七八糟。但愿这样的结果不要给我们带来灾难！”

希特勒要求他的属下以最高的效率工作。他自己就是个工作狂，以工作到筋疲力尽为乐事。所以他的健康问题以及在他的几个私人医生之间发生的咄咄怪事都闹得沸沸扬扬。人们不禁会问：希特勒的荒诞思想以及他在毫无理由的冲动状态下突然出现的失控反应，是否由于他虚弱的身体状况所致。而他的健康在他身处其中、还颇为满意的暖房般的环境中更加恶化。也许是他恶化的体质需要这种不自然的人造环境来酝酿他那些荒诞的思想。

事实上，在希特勒生命的后期，他已如行尸走肉，健康崩溃，思维退化。在他夺权后的头几年，他还不需要治疗内科疾病的专家。唯一负责他健康状况的人是卡尔·布兰特医生，希特勒把他当成朋友。在几年之中，布兰特求助于另外两个高级外科医生，冯·哈塞尔巴赫医生和维纳·哈斯教授，他们共同承担保障希特勒身体健康这个可怕的任务。但渐渐地，希特勒的身体情况开始恶化，不得不非常严格地按规定进食。希特勒从1931年开始已经成为素食者，但新规定使得他的厨师能够为他准备的食品种类大大减少。

根据希特勒的私人摄影师霍夫曼的建议，莫雷尔医生被介绍到了希特勒身边。他第一次诊查就查出希特勒的肠道疾病。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希特勒有规律地服用莫雷尔医生开的一种被称作“美多弗罗”的特效药。我不知道这种药是否能治愈肠道疾病，事实上，希特勒长期为之烦扰的大腿湿疹确实很快好了。这未曾预料到的结果，为莫雷尔医生赢得了元首莫大的信任。由于每天必须完成最高限度的工作，一些普通的感冒症状就会引起希特勒的焦虑不安。他讨厌卧床休息。莫雷尔医生不断打特殊的针剂把疾病扼杀在萌芽状态。

保健医生之间的明争暗斗，像阴云一样笼罩着希特勒甚为满意的莫雷尔医生。教授们和科学院院士们毫不掩饰地对莫雷尔医生表现出极大的轻视，甚至这样诋毁莫雷尔：他的人品令人不放心，举止丝毫不合礼节；他对事情追根究底，总担心别人忘记给自己颁发勋章；他有一种不文雅的东方式作派，甚至可能使用了不干净的医疗器械，他用在元首身上的药品可能有害等等。这一切都使莫雷尔长期成为大家严厉指责的对象。

然而，希特勒却不受这些攻击的影响，他说：“这些傻瓜（他指的是布兰特，冯·哈塞尔巴赫等人）没有能力减轻我的痛苦，或是给我另找一个内科专家，只会把莫雷尔当作江湖骗子。但莫雷尔治好了我的病，我的湿疹消失了，我又能随便吃了。他们忘了我没有时间躺在床上治感冒。从1920年开始，我就没有休过一天真正意义上的假。我什么都知道，我了解发生的一切。当我在亲爱的大山怀抱里休息时，柏林的工作仍在按我的指令进行，就像我在那里一样。我没有时间生病。那些先生们应该一次就弄明白这些事情。”

这种无间歇的工作和战争的坏消息让希特勒深感忧虑，使他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从1942年冬天开始，莫雷尔日夜监护着他，每三天给他做一次静脉注射和肌肉注射，最后几乎是每天给他注射这种神秘的东西。莫雷尔曾向我解释过，大家所怀疑的那些针剂是由葡萄糖、维生素A、B、C和激素组成的。在最后那些年里，每当希特勒狂怒不已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就是胃痉挛。这种时候，莫雷尔医生会应召赶来，给希特勒用一种只有他一个人才知道的秘密药品。这是一种对病人有镇静作用的药，希特勒认为这种药的作用绝对是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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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不能让自己病倒（2）

1944年初，希特勒的健康情况急剧恶化，右腿和左手总在神经质地颤抖。右腿应该说是轻微瘫痪了，因为走路时甚至要拖着它走。希特勒每次躺下来的时候，他的贴身仆人就把这条腿放在一个特制的垫子上。我从希特勒的目光中看出，他恼怒地想制止仆人这么做，但这样做应该能缓和疼痛，因此与恼人的痛苦相比，他宁愿接受自尊的屈辱。

1944年4月20日的行刺事件之后，吉辛医生负责治疗希特勒被爆炸声震出毛病的耳朵。有一天，他在希特勒的桌子上发现了“昂地卡斯”这种药片。医生问他用量，希特勒回答说：“每天最多17片。”得知莫雷尔医生让希特勒服用这么大的药量，吉辛医生惊慌失措，向负责元首疾病诊疗的医生们提出警告。在召开过紧急会议之后，医生们决定正式向元首报告，这种药会对他的肌体造成灾难性的影响。他们断言他手脚的颤抖以及视力的持续下降，主要原因就是大剂量服用了这种药。在此期间，秘书长鲍曼让人分析了希特勒服用的备受争议的药，结果证明它绝对无害，可以服用这么大的药量。鲍曼毫不费力地使希特勒相信了莫雷尔的赤胆忠心，这一事件导致布兰特医生和冯·哈塞尔巴赫医生立即被调走。

但也不能据此判断希特勒对莫雷尔绝对信任，完全相反。希特勒对他的怀疑与日俱增，莫雷尔建议的每种药都被希特勒小心地研究过。他非常仔细地阅读使用说明和药品分析。哪怕装药的容器刚好有一点点改变，希特勒也要知道其中的原由。他要了解哪怕是很小的原因。这时候，他的记忆力又派上用场了，他可以轻易地记住与每种药有关的一切。他养成了习惯，长时间拖着莫雷尔讨论后者建议使用的药品的治疗作用，并常常故意让莫雷尔出错。莫雷尔由于记忆衰退，很难承受这种间接的审讯，按照希特勒的要求百分之百精确地回答他提出的吹毛求疵的问题。只要他出一点点小差错，希特勒便训斥他，重新开始对他不信任。

这样无休无止地纠缠别人，希特勒本人也感到痛苦，他曾经向我承认，他很想改掉这毛病，但没有用。

实际上，在历史上很难找到一个像希特勒这样的国家领导人，他生活在怀疑之中，偏执得让人害怕。在他统治的最后时期，盲目的顽固和迫害狂的心理结合在一起；无疑使希特勒失去了清晰的思维和判断能力，否则他所犯的一些致命错误是可以避免的。

希特勒害怕成为某种传染病的牺牲者，就像他总担心会被暗杀一样。他身边的人和下属稍有点感冒，就被严禁接近他。为了说明采取这些措施的理由，希特勒不断重复且肯定地说：“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权利生病。”尽管有这些严格的命令，有时病人仍会冒险出现在他的身旁，这时，他会立即采取防范措施，预防可能的传染，甚至会在茶里加上几滴白酒。他的医生们经常对我说，他是一个非常难伺候的病人。

希特勒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搞懂，有时不得不用几小时的时间向他解释小小的治疗措施。当他怀疑某种药的治疗效果时，他就粗暴地拒绝服用。最科学、最合乎情理的解释对他也起不了丝毫作用，那些辩论最终总是不变地以元首的发怒收场，但这种怒气；却没有他对他的将军们发火那样歇斯底里。

希特勒非常反感在别人面前脱衣服。1944年11月之前，他一直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拒绝莫雷尔医生为他拍X光照片。当医生冒昧地提醒他，他答应过拍X光片时，希特勒的情绪便失去控制，怒不可遏的声音突然爆发，我在候见室里都能听见。在愤怒发作的时候，他总是对医生喊道：“您疯了吗，竟向我发号施令！这里我说了算，而不是别人。这段时间以来，您好像常常忘了这一点。您要是胆敢再这么做，我马上把您送走。”有一天，莫雷尔斗胆问他，为什么总是拒绝某种治疗？希特勒冷冷地回答说：“因为我不愿意，这就是原因。”莫雷尔以不屈不挠的热情，继续向他推荐别的药。一天，再次因希特勒的拒绝而感到失望之后，他喊道：“但是，我的元首，我的责任不是照管您的健康吗？万一您要出点什么事，那怎么办！！！”希特勒目露凶光，深不可测地逼视着莫雷尔，像要把他穿透。他一字一顿、清清楚楚地，带着残忍的乐趣对他掷出这样一句话：“莫雷尔，如果万一我出了什么事的话，您的生命也将不再有意义。”然后，他做了一个神经质的手势，粉碎了空中一团并不存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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